第四十六章：笔和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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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笔和刀
武昌，汪兆铭府邸。
还不到中午，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汪兆铭便已经得知了黄浩然被“撤职”的消息。将这个消息带到他府上的人是侍从室第二副主任周佛海。
由于“西安事变”的时候汪兆铭错误的判断了形势，过早的暴露出了他的野心和企图。所以在最高当局安全脱身之后，汪兆铭的小系统立即遭到了最高当局的极力打压!
虽然现在的汪兆铭依旧是武汉政府的元老，但政府内部的官员们都知道汪兆铭已经上了最高当局的黑名单，他的小团体大势已去！汪兆铭自己也意识到他与最高当局之间的关系已经打了死结，所以为了保证自己和手下这些人的安全和前途，汪兆铭开始变本加厉的实施他的通敌卖国行为，从淞沪会战开始，他就没有中断过派出心腹和日本人秘密接触。
干多了见不得光的事情，汪兆铭自然害怕被最高当局抓住把柄给处理了。为了及时掌握最高当局的动作，汪兆铭话大力气拉拢住了周佛海，放在最高当局眼皮子地下做他的“探子”。
“兆铭兄！眼下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啊！如果我们能趁这个机会置黄浩然于死地，或者将黄浩然的兵权夺，那边肯定会非常高兴的！谈判起来也会容易许多”
在黄浩然的问题上，周佛海的主张是“落井下石”！在他看来，没有比打压黄浩然更好的见面礼了！用黄浩然的人头换“和平救国的成功”，实在是划算至极！
坐在周佛海对面的汪兆铭一直看着周佛海，始终没有开口说话。在汪兆铭看来，要扳倒黄浩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抗战这一年多以来，中国军队打的几场大胜仗黄浩然不是参与其中就是全盘指挥！要想对这样的“抗战名将”一击致命，明显不太现实！还好周佛海的头脑也还算清醒，将重点放在了夺去黄浩然的兵权上面！！
南京沦陷之后，武汉成了中国战时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政府的党军、政机构，实际上全部都在武汉办公，在汪兆铭的直接支持下，以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为中心，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名为“艺文研究会”的组织。
“艺文研究会”设总会于汉口，总会以外还设有长沙、广州、重庆、西安四个分会，另在成都、昆明等重要城市派有通讯员。从名称上看，“艺文研究会”似乎是一个研究文化艺术的学术团体，可实际上却完全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
“艺文研究会”设理事会，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均为理事。由汪兆铭负责实际指导。理事会设平行的总务与设计两个总干事，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为设计总干事。“艺文研究会”成立时武汉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已经完成了改组，撤销了大本营，周佛海的第二部副部长之职务也随之撤免。因此，除了依旧担任最高当局的侍从室第二副主任之外，主持“艺文研究会”，便成了周佛海的主要工作。
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拼命的鼓吹“应与日本求和”，这与当时不利的抗战形势是分不开的。南京的失陷，华北与东南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中日外交关系的断绝，使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这一小撮失败主义者对抗战前途感到绝望。在他们看来，与日本谋取妥协，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实际上汪兆铭成立“艺文研究会”的目的就是“对外‘主和’，破坏抗战。”艺文研究会的宗旨就是要控制舆论的导向，使政府“可战可和”。换句话说，就是希望控制舆论，煽动投降情绪。所以他才会授意“艺文研究会”编辑发行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艺文丛书”，还单独在出版组之下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出版社”，专门编印各种小册子。 希望可以形成看衰抗战的理论基础。
从抗战开始一直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到了现在，“艺文研究会”实际上已经成了为日本人办事的半个特务机构！这就难怪周佛海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将日本人的态度放在第一位了！
思考了片刻之后，汪兆铭居然说出了一番和周佛海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就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一般：
“桂系和那些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实际上是他们反抗最高当局的唯一手段。他们都是因为要倒最高当局，所以才会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最高当局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却利用最高当局自己的高调，逼着最高当局钻牛角。结果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还敢唱和平的低调呢？恐怕也就只有我们这些人了！”
典型的往自己脸上贴金！而且还是极为无耻的那种！
从这番话其实不难看出，汪兆铭的思维逻辑是十分奇怪的，在汪兆铭的眼中，所有支持抗战到底的人都是为了“私欲”！而他这个主张投降的卖国贼倒成了“救亡的英雄”！
不过在同位“预备汉奸”的周佛海耳中，汪兆铭的这些话却成了至理名言！他激动的说道：
“是啊！兆铭兄！可是又有多少人懂得我们的心呢？政府主战的结果其实就是节节败退！城市不是丢就是烧，这样下去，迟早是要亡国的！”
周佛海说到激动处，一下子从沙发上沾了起来！他大声的劝说着汪兆铭，应该早做决断！黄浩然又不是他们这个小圈子里面的人，实在没必要为了他得罪日本人！
“汪院长！眼下这事情是宜早不宜迟啊要不是因为黄浩然，最高当局恐怕早就服了软了！黄浩然打的那些胜仗虽然不能影响到抗战失败的大局，却可以拖延抗战的时间！万一要是将日本人逼急了，也许还有第二个南京！第三个南京”
此时的周福海已经完全露出了他的汉奸嘴脸！他此刻的心态已经不在仅仅是对抗战感到悲观，而是极其希望中国失败！汪兆铭起先觉得有些震惊，但是想想也就明白了。
没错，他们这些“低调俱乐部”的成员早已经成为了国人眼中的大汉奸卖国贼！如果日本真的战胜了中国，他们倒还能受到庇护，如果中国赢了日本，那就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结局！
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不可能后退了！
不过向周佛海这样露骨的话，汪兆铭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的，毕竟，他当年也曾经是刺杀摄政王的英雄。比起周福海，汪兆铭还是比较爱惜颜面的，所以他总喜欢给自己的行为找些道理。
“主战的人也有他们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却没有多少人搞的清楚！为了让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是不对的！唱高调的人更是应该坦诚一点，说些老实话。依我看来，下载乃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已经丧失，政府的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最高当局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只可惜”
见汪兆铭老是在自己面前长吁短叹却就是不肯拿主意，周福海有些忍不住了，他决定搬日本人来压汪兆铭！通常这一招都会很见效！
“所以啊！汪院长！我们的自己来干！那边可没少在黄浩然身上吃亏！听说还出了五万大洋的悬赏买黄浩然的人头！而且影佐祯昭不是也希望黄浩然死去吗？”
“下手倒不是不可以，只不过昨天在会议上我已经站了出来表示反对晋升黄浩然，算是立场曝了光！如果这次还是有我出面，可能会起反作用!你也知道，最高当局对我们这些人有些不待见！顾墨三和胡适现在又转变了态度，眼下真的没有合适出马的人啊！”
汪兆铭的这番分析倒是十分的中肯，没有什么推脱的意思，周佛海稍微思考了一下，然后对汪兆铭说道：“要不还是老样子？让香港那边写点文章，然后找些记者转到国内来！这年头武汉的报纸没什么公信力，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周佛海说的“香港那边”，指的是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下属的香港国际编译社。国际编译社出版《国际问题》、《国际周报》、《国际通讯》三种刊物。由汪兆铭的亲信林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梅思平主编《国际问题》，樊仲云主编《国际周报》，朱朴主编《国际通讯》。他们每周举行一次国际问题座谈会，会后就国际时事起草两份报告，交由周佛海转呈汪兆铭。“国际编译社”只是汪兆铭系统内部的名称，对外并不公开，“国际编译社”公开的名称则是“蔚蓝书店”。
《国际问题》、《国际周报》、《国际通讯》这三本刊物，是汪兆铭手中的三把控制舆论的利刃！要对付黄浩然讨好日本人，就得亮点绝活！
有时候笔也是刀！而且更利，杀人不见血(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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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汪兆铭府邸。
还不到中午，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汪兆铭便已经得知了黄浩然被“撤职”的消息。将这个消息带到他府上的人是侍从室第二副主任周佛海。
由于“西安事变”的时候汪兆铭错误的判断了形势，过早的暴露出了他的野心和企图。所以在最高当局安全脱身之后，汪兆铭的小系统立即遭到了最高当局的极力打压!
虽然现在的汪兆铭依旧是武汉政府的元老，但政府内部的官员们都知道汪兆铭已经上了最高当局的黑名单，他的小团体大势已去！汪兆铭自己也意识到他与最高当局之间的关系已经打了死结，所以为了保证自己和手下这些人的安全和前途，汪兆铭开始变本加厉的实施他的通敌卖国行为，从淞沪会战开始，他就没有中断过派出心腹和日本人秘密接触。
干多了见不得光的事情，汪兆铭自然害怕被最高当局抓住把柄给处理了。为了及时掌握最高当局的动作，汪兆铭话大力气拉拢住了周佛海，放在最高当局眼皮子地下做他的“探子”。
“兆铭兄！眼下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啊！如果我们能趁这个机会置黄浩然于死地，或者将黄浩然的兵权夺，那边肯定会非常高兴的！谈判起来也会容易许多”
在黄浩然的问题上，周佛海的主张是“落井下石”！在他看来，没有比打压黄浩然更好的见面礼了！用黄浩然的人头换“和平救国的成功”，实在是划算至极！
坐在周佛海对面的汪兆铭一直看着周佛海，始终没有开口说话。在汪兆铭看来，要扳倒黄浩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抗战这一年多以来，中国军队打的几场大胜仗黄浩然不是参与其中就是全盘指挥！要想对这样的“抗战名将”一击致命，明显不太现实！还好周佛海的头脑也还算清醒，将重点放在了夺去黄浩然的兵权上面！！
南京沦陷之后，武汉成了中国战时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政府的党军、政机构，实际上全部都在武汉办公，在汪兆铭的直接支持下，以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为中心，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名为“艺文研究会”的组织。
“艺文研究会”设总会于汉口，总会以外还设有长沙、广州、重庆、西安四个分会，另在成都、昆明等重要城市派有通讯员。从名称上看，“艺文研究会”似乎是一个研究文化艺术的学术团体，可实际上却完全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
“艺文研究会”设理事会，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均为理事。由汪兆铭负责实际指导。理事会设平行的总务与设计两个总干事，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为设计总干事。“艺文研究会”成立时武汉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已经完成了改组，撤销了大本营，周佛海的第二部副部长之职务也随之撤免。因此，除了依旧担任最高当局的侍从室第二副主任之外，主持“艺文研究会”，便成了周佛海的主要工作。
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拼命的鼓吹“应与日本求和”，这与当时不利的抗战形势是分不开的。南京的失陷，华北与东南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中日外交关系的断绝，使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这一小撮失败主义者对抗战前途感到绝望。在他们看来，与日本谋取妥协，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实际上汪兆铭成立“艺文研究会”的目的就是“对外‘主和’，破坏抗战。”艺文研究会的宗旨就是要控制舆论的导向，使政府“可战可和”。换句话说，就是希望控制舆论，煽动投降情绪。所以他才会授意“艺文研究会”编辑发行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艺文丛书”，还单独在出版组之下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出版社”，专门编印各种小册子。 希望可以形成看衰抗战的理论基础。
从抗战开始一直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到了现在，“艺文研究会”实际上已经成了为日本人办事的半个特务机构！这就难怪周佛海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将日本人的态度放在第一位了！
思考了片刻之后，汪兆铭居然说出了一番和周佛海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就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一般：
“桂系和那些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实际上是他们反抗最高当局的唯一手段。他们都是因为要倒最高当局，所以才会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最高当局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却利用最高当局自己的高调，逼着最高当局钻牛角。结果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还敢唱和平的低调呢？恐怕也就只有我们这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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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同位“预备汉奸”的周佛海耳中，汪兆铭的这些话却成了至理名言！他激动的说道：
“是啊！兆铭兄！可是又有多少人懂得我们的心呢？政府主战的结果其实就是节节败退！城市不是丢就是烧，这样下去，迟早是要亡国的！”
周佛海说到激动处，一下子从沙发上沾了起来！他大声的劝说着汪兆铭，应该早做决断！黄浩然又不是他们这个小圈子里面的人，实在没必要为了他得罪日本人！
“汪院长！眼下这事情是宜早不宜迟啊要不是因为黄浩然，最高当局恐怕早就服了软了！黄浩然打的那些胜仗虽然不能影响到抗战失败的大局，却可以拖延抗战的时间！万一要是将日本人逼急了，也许还有第二个南京！第三个南京”
此时的周福海已经完全露出了他的汉奸嘴脸！他此刻的心态已经不在仅仅是对抗战感到悲观，而是极其希望中国失败！汪兆铭起先觉得有些震惊，但是想想也就明白了。
没错，他们这些“低调俱乐部”的成员早已经成为了国人眼中的大汉奸卖国贼！如果日本真的战胜了中国，他们倒还能受到庇护，如果中国赢了日本，那就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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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向周佛海这样露骨的话，汪兆铭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的，毕竟，他当年也曾经是刺杀摄政王的英雄。比起周福海，汪兆铭还是比较爱惜颜面的，所以他总喜欢给自己的行为找些道理。
“主战的人也有他们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却没有多少人搞的清楚！为了让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是不对的！唱高调的人更是应该坦诚一点，说些老实话。依我看来，下载乃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已经丧失，政府的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最高当局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只可惜”
见汪兆铭老是在自己面前长吁短叹却就是不肯拿主意，周福海有些忍不住了，他决定搬日本人来压汪兆铭！通常这一招都会很见效！
“所以啊！汪院长！我们的自己来干！那边可没少在黄浩然身上吃亏！听说还出了五万大洋的悬赏买黄浩然的人头！而且影佐祯昭不是也希望黄浩然死去吗？”
“下手倒不是不可以，只不过昨天在会议上我已经站了出来表示反对晋升黄浩然，算是立场曝了光！如果这次还是有我出面，可能会起反作用!你也知道，最高当局对我们这些人有些不待见！顾墨三和胡适现在又转变了态度，眼下真的没有合适出马的人啊！”
汪兆铭的这番分析倒是十分的中肯，没有什么推脱的意思，周佛海稍微思考了一下，然后对汪兆铭说道：“要不还是老样子？让香港那边写点文章，然后找些记者转到国内来！这年头武汉的报纸没什么公信力，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周佛海说的“香港那边”，指的是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下属的香港国际编译社。国际编译社出版《国际问题》、《国际周报》、《国际通讯》三种刊物。由汪兆铭的亲信林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梅思平主编《国际问题》，樊仲云主编《国际周报》，朱朴主编《国际通讯》。他们每周举行一次国际问题座谈会，会后就国际时事起草两份报告，交由周佛海转呈汪兆铭。“国际编译社”只是汪兆铭系统内部的名称，对外并不公开，“国际编译社”公开的名称则是“蔚蓝书店”。
《国际问题》、《国际周报》、《国际通讯》这三本刊物，是汪兆铭手中的三把控制舆论的利刃！要对付黄浩然讨好日本人，就得亮点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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