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四章 军事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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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零年代，载人登月工程是中国航天的重点，却不是全部。
虽然载人登月工程耗资巨大，甚至是冷战时期规模最大的单项工程，但是与中国航天的总体开支相比，那就不算什么了。
载人登月工程正式启动之后，产生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提高了民众对航天的重视程度。
前面已经提到，在战后的十几年里，受政治、宣传、舆论等各种因素影响，中国民众对航天的认识非常肤浅。在六零年代，很多中国人甚至把导弹当成了航天的全部，认为航天工程的唯一成果就是那些能够把核弹头投射到几千公里之外的弹道导弹，而航天工程的唯一价值就是提高军队的战略打击能力。
显然，这是非常片面的认识。
严格说来，这也是非常错误的认识。
载人登月工程，让大部分中国人改变了对航天的认识，也认识到了航天在军事之外的重大价值。
只是，受冷战影响，航天依然以军事为主。
别忘了，顾祝同在政府中的身份是航空航天部部长，而不是载人登月项目负责人。
在积极推动载人登月项目的同时，顾祝同也在积极扩展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而且与军队的关系极为密切。
担任航空航天部部长之后，顾祝同签署的第二份部长令就是建设军事航天系统。
在一九七零年。就有七个军事航天项目启动。其中最先获得拨款，而且进度最快的就是军事侦察卫星。
顾祝同以前是海军将领，非常清楚侦察的重要性。
此外，ZZ2型战略侦察机就是在顾祝同担任参谋长会议期间启动，而且正是顾祝同亲自批准了该项目的研制工作。
可惜的是，Dz2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出现，让ZZ2的价值大打折扣。
虽然ZZ2战略侦察机的生命力极为顽强，即便到二十一世纪初，这种经过了十多次现代化改进的战略侦察机还在中国军队中服役，而且承担了很重要的侦察任务。但是中国军队需要一种更加可靠、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的侦察工具，而且这种侦察工具最好具备不会被敌国击落的优势。
显然，侦察卫星是唯一的选择。
早在一九六一年，中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意大利就在联合国推动了《外层空间国际公约》。确认外层空间为国际公共领域，即任何国家都有使用与利用外层空间的权力，适用于内层空间的领土、领海与领空权在外层空间不存在，任何国家都不得攻击从其本土上空飞过的航天设备。
当然，这些规定也是由基本运动规律决定的。
正是如此，在卫星上安装侦察设备，让卫星从敌国上空飞过，要比把侦察机派往敌国执行侦察任务安全得多。
事实上，在顾祝同担任航空航天部部长的时候，中国已经拥有了侦察卫星。
只不过。侦察卫星属于军方，而且大部分由军方负责研制，主要的使用权则在军事情报局手里。
顾祝同上台后，改变了这一局面，即把所有卫星都收归航空航天部，并且由航空航天部统一负责卫星的设计、制造与发射工作，而其他部门只拥有卫星的控制与使用权，不再直接参与研制与发射工作。
显然，这样的事情，也只有顾祝同能够办到。
这就是。他是退役军人，在军队里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只要做出合理安排，就不会受到军方的反对。
相反，如果由文职官员来做这样的事情。显然会遭到军方抵制。
统一研制与发射卫星，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在航天工程上的效率。即节约了经费，可以让载人登月工程获得更多的资金。
当然，这并不表示顾祝同并不重视其他航天工程。
在一九七零年，顾祝同批准了七个军事航天项目，而且把研制军用侦察卫星的重要性放在了载人登月项目之后。
更重要的是，顾祝同一口气启动了三种军用侦察卫星的研制计划。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字光学侦察卫星。
显然，这是一种全新的侦察卫星。
在此之前，侦察卫星有两种主要的侦察手段，一是光学拍照，二是雷达成相。
中国军方投资研制的三种光学侦察卫星，使用的都是传统照相机，即用胶卷成相。这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胶卷必须装在返回舱里，然后把返回舱发射回去，由人员在其着陆地点回收。
显然，这种方式的效率极为低下。
拿代号“望远镜”的第三代光学侦察卫星来说，其发送返回舱的平均周期为两天，而情报机构在获得返回舱之后，还需要花上一天来冲洗胶卷，然后才能看到拍下的图像，而此时离拍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天到三天。也就是说，获得的并不是实施信息，也就无法用来执行实时侦察任务。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望远镜”侦察卫星总共只有二十个返回舱，也就是只能使用四十天。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让宇航员为侦察卫星安装返回舱，延长侦察卫星的使用寿命，但是这么做的成本，比发射一颗新的侦察卫星还要昂贵，而且存在较大的风险。为了延长侦察卫星的使用寿命，“望远镜”不会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只有运行到侦察区域上空的时候，才会启动照相机，并且在飞离拍照区域之后关闭照相机。这样一来，“望远镜”平均每周才会释放一具返回舱，获取的情报往往会因此失去价值。当然，这种工作方式还带来了一些其他麻烦。比如需要在侦察区域附近设置地面控制站，以便及时向侦察卫星发出启动与关闭照相机的信号。又比如需要在侦察卫星到达某处区域上空的时候，才能发射返回舱，以此确保返回舱的着陆地点在中国军方的控制区域之内。
受这些因素限制，“望远镜”只能用来执行战略侦察任务，使用范围非常狭窄。
也正是如此，侦察卫星没有能够取代侦察机，很多时间敏感任务，依然只能由侦察机来完成。
至于雷达成相侦察卫星，其使用范围更加狭窄。
首先是当时的雷达性能还不够先进，成相精度不够高。其次是雷达受气候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根本无法正常工作。最后是雷达的探测范围非常有限，对目标材质非常敏感，只适合用来侦察特定目标。
此外，中国军方还开发出了红外线侦察卫星。
只是，受当时技术研制，红外线侦察卫星主要不是用来执行侦察任务，而是部署在更高的轨道上，比如太阳同步与地球同步轨道上，或者是极地轨道上，执行战略预警任务，即监视敌国的战略弹道导弹发射情况。
所幸的是，数字式电子照相机已经诞生了。
前面就提到，在ZZ2上，已经配备了数字式电子照相机，而且经受了实战考验，具备很大的发展潜力。
在顾祝同批准研制的三种侦察卫星中，数字光学侦察卫星就在其中，而且是三种卫星中最重要的一种。
与传统光学侦察卫星相比，数字光学侦察卫星的最大优势就是不使用胶卷，可以即时把拍摄下来的图像以数字信号的方式发送给地面接收站，然后转化为图像，从而能够获取到第一手情报。
要知道，任何情报都有时间性。
能够即时获取的情报，显然要比延迟几天才能获得的情报更有价值。
事实上，后来出现的数码照相机与数码摄像机就来自数字光学侦察卫星，其核心技术就是被称为CCD的光电感应芯片。如果没有中国军方在数字光学侦察卫星上的巨大投入，那么在几十年后进入每个家庭的数码照相机与数码摄像机就不会出现，至少不会在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成为普通的生活用品。
当然，顾祝同肯定想不到，他的一项决策，催生了一个在二十一世纪初总产值达到了数万亿华元的新兴产业。
更重要的是，因为数字光学设备是在中国诞生的，所以中国企业拥有先发优势。
在二十一世纪之前，中国的数码光学产品占领了全球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八十，直到二十一世纪，在中国的电子产业进军更高的技术领域之后，数码光学产品市场才逐步被后起国家的企业控制。
可以说，仅数码光学产业就为中国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
事实上，在冷战期间诞生的很多新产业，都与军备项目有关，即任何新兴技术在出现之后都会首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应用，在产业发展壮大、技术走向成熟之后，也就是工业的规模生产效应出现，产品价格得到大幅度降低之后，才会进入民用领域，被消费者接受，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这个方面看，在军备上的投入，不是在消耗社会财富，而是在制造社会财富。
更重要的是，这些从军事领域转化而来的民用技术，在各个方面对民众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劳动方式产生着影响。这就如同钢铁在诞生之后首先用来制作刀剑，而在大规模炼钢技术成熟之后被用来建造大厦与桥梁一样。技术进步，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动力，而军事竞赛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最佳动力。
在七零年代，载人登月工程是中国航天的重点，却不是全部。
虽然载人登月工程耗资巨大，甚至是冷战时期规模最大的单项工程，但是与中国航天的总体开支相比，那就不算什么了。
载人登月工程正式启动之后，产生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提高了民众对航天的重视程度。
前面已经提到，在战后的十几年里，受政治、宣传、舆论等各种因素影响，中国民众对航天的认识非常肤浅。在六零年代，很多中国人甚至把导弹当成了航天的全部，认为航天工程的唯一成果就是那些能够把核弹头投射到几千公里之外的弹道导弹，而航天工程的唯一价值就是提高军队的战略打击能力。
显然，这是非常片面的认识。
严格说来，这也是非常错误的认识。
载人登月工程，让大部分中国人改变了对航天的认识，也认识到了航天在军事之外的重大价值。
只是，受冷战影响，航天依然以军事为主。
别忘了，顾祝同在政府中的身份是航空航天部部长，而不是载人登月项目负责人。
在积极推动载人登月项目的同时，顾祝同也在积极扩展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而且与军队的关系极为密切。
担任航空航天部部长之后，顾祝同签署的第二份部长令就是建设军事航天系统。
在一九七零年。就有七个军事航天项目启动。其中最先获得拨款，而且进度最快的就是军事侦察卫星。
顾祝同以前是海军将领，非常清楚侦察的重要性。
此外，ZZ2型战略侦察机就是在顾祝同担任参谋长会议期间启动，而且正是顾祝同亲自批准了该项目的研制工作。
可惜的是，Dz2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出现，让ZZ2的价值大打折扣。
虽然ZZ2战略侦察机的生命力极为顽强，即便到二十一世纪初，这种经过了十多次现代化改进的战略侦察机还在中国军队中服役，而且承担了很重要的侦察任务。但是中国军队需要一种更加可靠、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的侦察工具，而且这种侦察工具最好具备不会被敌国击落的优势。
显然，侦察卫星是唯一的选择。
早在一九六一年，中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意大利就在联合国推动了《外层空间国际公约》。确认外层空间为国际公共领域，即任何国家都有使用与利用外层空间的权力，适用于内层空间的领土、领海与领空权在外层空间不存在，任何国家都不得攻击从其本土上空飞过的航天设备。
当然，这些规定也是由基本运动规律决定的。
正是如此，在卫星上安装侦察设备，让卫星从敌国上空飞过，要比把侦察机派往敌国执行侦察任务安全得多。
事实上，在顾祝同担任航空航天部部长的时候，中国已经拥有了侦察卫星。
只不过。侦察卫星属于军方，而且大部分由军方负责研制，主要的使用权则在军事情报局手里。
顾祝同上台后，改变了这一局面，即把所有卫星都收归航空航天部，并且由航空航天部统一负责卫星的设计、制造与发射工作，而其他部门只拥有卫星的控制与使用权，不再直接参与研制与发射工作。
显然，这样的事情，也只有顾祝同能够办到。
这就是。他是退役军人，在军队里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只要做出合理安排，就不会受到军方的反对。
相反，如果由文职官员来做这样的事情。显然会遭到军方抵制。
统一研制与发射卫星，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在航天工程上的效率。即节约了经费，可以让载人登月工程获得更多的资金。
当然，这并不表示顾祝同并不重视其他航天工程。
在一九七零年，顾祝同批准了七个军事航天项目，而且把研制军用侦察卫星的重要性放在了载人登月项目之后。
更重要的是，顾祝同一口气启动了三种军用侦察卫星的研制计划。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字光学侦察卫星。
显然，这是一种全新的侦察卫星。
在此之前，侦察卫星有两种主要的侦察手段，一是光学拍照，二是雷达成相。
中国军方投资研制的三种光学侦察卫星，使用的都是传统照相机，即用胶卷成相。这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胶卷必须装在返回舱里，然后把返回舱发射回去，由人员在其着陆地点回收。
显然，这种方式的效率极为低下。
拿代号“望远镜”的第三代光学侦察卫星来说，其发送返回舱的平均周期为两天，而情报机构在获得返回舱之后，还需要花上一天来冲洗胶卷，然后才能看到拍下的图像，而此时离拍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天到三天。也就是说，获得的并不是实施信息，也就无法用来执行实时侦察任务。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望远镜”侦察卫星总共只有二十个返回舱，也就是只能使用四十天。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让宇航员为侦察卫星安装返回舱，延长侦察卫星的使用寿命，但是这么做的成本，比发射一颗新的侦察卫星还要昂贵，而且存在较大的风险。为了延长侦察卫星的使用寿命，“望远镜”不会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只有运行到侦察区域上空的时候，才会启动照相机，并且在飞离拍照区域之后关闭照相机。这样一来，“望远镜”平均每周才会释放一具返回舱，获取的情报往往会因此失去价值。当然，这种工作方式还带来了一些其他麻烦。比如需要在侦察区域附近设置地面控制站，以便及时向侦察卫星发出启动与关闭照相机的信号。又比如需要在侦察卫星到达某处区域上空的时候，才能发射返回舱，以此确保返回舱的着陆地点在中国军方的控制区域之内。
受这些因素限制，“望远镜”只能用来执行战略侦察任务，使用范围非常狭窄。
也正是如此，侦察卫星没有能够取代侦察机，很多时间敏感任务，依然只能由侦察机来完成。
至于雷达成相侦察卫星，其使用范围更加狭窄。
首先是当时的雷达性能还不够先进，成相精度不够高。其次是雷达受气候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根本无法正常工作。最后是雷达的探测范围非常有限，对目标材质非常敏感，只适合用来侦察特定目标。
此外，中国军方还开发出了红外线侦察卫星。
只是，受当时技术研制，红外线侦察卫星主要不是用来执行侦察任务，而是部署在更高的轨道上，比如太阳同步与地球同步轨道上，或者是极地轨道上，执行战略预警任务，即监视敌国的战略弹道导弹发射情况。
所幸的是，数字式电子照相机已经诞生了。
前面就提到，在ZZ2上，已经配备了数字式电子照相机，而且经受了实战考验，具备很大的发展潜力。
在顾祝同批准研制的三种侦察卫星中，数字光学侦察卫星就在其中，而且是三种卫星中最重要的一种。
与传统光学侦察卫星相比，数字光学侦察卫星的最大优势就是不使用胶卷，可以即时把拍摄下来的图像以数字信号的方式发送给地面接收站，然后转化为图像，从而能够获取到第一手情报。
要知道，任何情报都有时间性。
能够即时获取的情报，显然要比延迟几天才能获得的情报更有价值。
事实上，后来出现的数码照相机与数码摄像机就来自数字光学侦察卫星，其核心技术就是被称为CCD的光电感应芯片。如果没有中国军方在数字光学侦察卫星上的巨大投入，那么在几十年后进入每个家庭的数码照相机与数码摄像机就不会出现，至少不会在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成为普通的生活用品。
当然，顾祝同肯定想不到，他的一项决策，催生了一个在二十一世纪初总产值达到了数万亿华元的新兴产业。
更重要的是，因为数字光学设备是在中国诞生的，所以中国企业拥有先发优势。
在二十一世纪之前，中国的数码光学产品占领了全球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八十，直到二十一世纪，在中国的电子产业进军更高的技术领域之后，数码光学产品市场才逐步被后起国家的企业控制。
可以说，仅数码光学产业就为中国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
事实上，在冷战期间诞生的很多新产业，都与军备项目有关，即任何新兴技术在出现之后都会首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应用，在产业发展壮大、技术走向成熟之后，也就是工业的规模生产效应出现，产品价格得到大幅度降低之后，才会进入民用领域，被消费者接受，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这个方面看，在军备上的投入，不是在消耗社会财富，而是在制造社会财富。
更重要的是，这些从军事领域转化而来的民用技术，在各个方面对民众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劳动方式产生着影响。这就如同钢铁在诞生之后首先用来制作刀剑，而在大规模炼钢技术成熟之后被用来建造大厦与桥梁一样。技术进步，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动力，而军事竞赛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最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