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一十五章 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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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趟不知奔向何处的列车，载着一群昏睡漠然的人。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到站，大家甚至不知道要去哪，他们几乎无法分辨哪个是自己的身体了。然而还有希望，那个婴孩醒了！尽管他暂时只能用手势表达自己想要的未来，但他只要不放弃，甚至放声嚎哭，必可唤醒更多沉睡的人……
我未必能唤醒周围的人，我只是挣扎着不让自己沉睡；我没能力推翻一堵墙，但我不会给这堵墙增加哪怕一块砖；我注定改变不了权势，我只是抗争着不让权势改变我；我可能一辈子看不到未来，但我永远铭记着自己的信仰和方向。每个人灵魂深处都有颗种子，有人选择弃置，有人会给它创造成长的土壤。
商鞅制民五法：1.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2.壹教：思想统治。3.剥夺个人资产，造成一个无恒心的社会。4.辱民，贫民，弱民：利于统治。5.杀力：发动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所以商鞅其实是死在自己的五法上面。
民营企业家，无论和不和权贵官家捆绑，其实都是一只容易被剥光的肥鹅。唯一的区别就是肥鹅假如主动一些，那还能多少避免牢狱之灾。枪打出头鸟，只要做大做强做出品牌了，就是大抵相同的命运。国企是亲生的，国企中的僵尸企业是太上皇，外企是有便宜就上的隔壁老王，民企是拖油瓶，没了最好。
1842年12月23日，一个华夏人在羊城写信给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库欣(J.P.Cushing)说，如果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扬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利坚。同一天，他在写给另一位美利坚朋友罗伯特?福布斯(RobertForbes)的信中也表示：“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往美利坚，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这个写信的人非同一般——他是华夏首富，甚至被美利坚《华尔街日报》视为世界首富；他是19世纪国际知名度最高的华夏人。这个人就是伍秉鉴(1769—1843)。其资产，1834年估计为2600万银元，相当于银子1872万两。这个数字，将近当年华夏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而2008年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中华夏大陆第一富豪刘永行，总资产估计是204亿元，不到逾6万亿的年度国家财政收入的0.4%，由此可知当年伍秉鉴财富之巨。
晚清首富伍秉鉴为何想移居美利坚？要知道，1842年的美利坚绝非今日之世界霸主，在当时华夏人的观念中，美利坚根本不是值得向往的乐土，移民是远走异乡，天涯漂泊，绝不像如今，视之为理想的选择，以之为荣。
伍秉鉴是十三行商人，其财富主要来自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容易发财，但经营的风险也不小。研究显示，十三行商人不断变换，洋行平均寿命不到10年。从1760—1843年的84年中，先后共有47家洋行开张营业，而在1771—1839年间停业、倒闭的则有37家，平均不到两年即有一家关门。许多行商，因为积欠官方税银或外国商人债务而倒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司空见惯。十三行商人中真正成功的，其实只有两家，一家是潘氏的同文行(后改同孚行)，一家就是伍氏的怡和行。怡和行的创始人伍国莹曾是同文行的账房，早期经营也不顺利，不过后来终于发展壮大，在伍秉鉴的经营下达到巅峰，成为行商之首。
伍秉鉴经营的成功，显示他是一个商业奇才，远超同时代的国人。现有的一些材料，如美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等处收藏的伍秉鉴与美、印等国朋友的商业信函显示，伍秉鉴不是普通的十三行商人，他在欧洲、美、印有广泛的投资，投资领域涉及铁路、证券、保险等行业，看起来更像是当代的投资家。
伍秉鉴在海外的投资都是委托外国朋友进行的，他与外国朋友的相互信赖，也超出常人的想象。在外国人看来，伍秉鉴个人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始终被看作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但这样一位商业精英，能够获得外国朋友的尊敬，在中国却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
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身处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尽管他们发财之后也可以花钱捐官戴上“红顶子”，但实际上命运还是不由自己掌控的。十三行商人的破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商业利润被官方抽空。
在官方看来，行商是一块肥肉，可以随便找个理由甚至制造理由罚款。一旦发现外商违反规定，负有担保责任的行商就要受50倍甚至100倍货税的罚款。比如1800年，怡和行承保的一艘东印度公司商船“休?英格利斯”号，船上会计员私人的物品(两对表)因放入铁箱保管，未及取出而被携带上岸，海关官吏认为其偷税漏税，怡和行提出缴付180银元了事，结果被海关罚税50倍。另一位行商则更惨，其承保的“西里塞斯特”号被怀疑与被缉获的48匹羽纱走私有关，结果被罚缴税款100倍，每匹羽税原税银为14两，48匹共需缴税672两，罚款高达67200银元。
官方还动辄要求行商捐献财产，如遇到战争、水旱灾害或皇帝生日，行商要主动捐款，时称“捐输”或“报效”。据统计，1773—1835年间，见于官方档案材料记载的行商向朝廷捐款就达508.5万两银子，实际捐数当远不止此数。有些材料给伍氏捐款算了一笔账，说：“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冠”。千万不过是个约数，不可坐实，但以百万计则无可怀疑，如仅1833年一年，怡和行捐款据说就达50万两。
行商们还经常受到官吏个人的勒索，稍不遂意，大祸立至。伍氏曾被比喻成“一只容易被剥光的肥鹅”或“肥羊”。行商中的另一成功者潘氏则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行商的资格获得有时候也不是完全自愿的，一旦入了行就不能退出。伍秉鉴要求退休而不得，花了90万银元的代价才将位置改由他儿子顶替，但官方仍要他负担所有行商一切的责任，他又表示愿意捐献2600万银元中的80%给官方以求安享余下的20%财富仍不可得。
除了大清官方，外国人也不是善碴。大清官方让行商代为“管理”外国商人，但外国商人与行商不过是贸易伙伴，哪里受其管制？由于大清帝国的外贸制度不合现代国际贸易要求，外国商人一直反对和抗议，行商就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伍秉鉴曾经想充当调停人，避免战祸的发生。但是盛怒的林则徐大人是不会听从他的建议的。作为行商之首，他的继承人、儿子伍绍荣被逮捕人狱，他则被套上锁链，押往大鸦片贩子颠地创办的宝顺洋行，成为催促颠地接受传讯的筹码，林则徐扬言，如果颠地拒绝前往，伍秉鉴将被处死。颠地则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置这种威胁于不顾。
鸦片战争，也是伍氏破财之时。1841年5月，清军战败，被迫向英军交纳600万银元的赎城(羊城)费，伍氏交了110万元。《金陵条约》签订，要求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300万是商欠，伍氏交了100万元。在民族危难之际，伍氏作为富人，即便出多少钱我们都认为是应该的，毕竟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何况伍氏有那样的财力。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即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之下，商人不过是官吏敛财的对象，其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个人尊严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社会，对商人是否公平？对国家、民族是否有利？
对于商人伍秉鉴来说，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逃避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耄耋之年的伍秉鉴看来已经看透了世局，所以他想到了移居美利坚。伍秉鉴信中流露的心态，学者陈国栋的评论是恰当的：“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浩官是伍氏怡和行的商名)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华夏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未完待续。)
一趟不知奔向何处的列车，载着一群昏睡漠然的人。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到站，大家甚至不知道要去哪，他们几乎无法分辨哪个是自己的身体了。然而还有希望，那个婴孩醒了！尽管他暂时只能用手势表达自己想要的未来，但他只要不放弃，甚至放声嚎哭，必可唤醒更多沉睡的人……
我未必能唤醒周围的人，我只是挣扎着不让自己沉睡；我没能力推翻一堵墙，但我不会给这堵墙增加哪怕一块砖；我注定改变不了权势，我只是抗争着不让权势改变我；我可能一辈子看不到未来，但我永远铭记着自己的信仰和方向。每个人灵魂深处都有颗种子，有人选择弃置，有人会给它创造成长的土壤。
商鞅制民五法：1.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2.壹教：思想统治。3.剥夺个人资产，造成一个无恒心的社会。4.辱民，贫民，弱民：利于统治。5.杀力：发动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所以商鞅其实是死在自己的五法上面。
民营企业家，无论和不和权贵官家捆绑，其实都是一只容易被剥光的肥鹅。唯一的区别就是肥鹅假如主动一些，那还能多少避免牢狱之灾。枪打出头鸟，只要做大做强做出品牌了，就是大抵相同的命运。国企是亲生的，国企中的僵尸企业是太上皇，外企是有便宜就上的隔壁老王，民企是拖油瓶，没了最好。
1842年12月23日，一个华夏人在羊城写信给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库欣(J.P.Cushing)说，如果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扬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利坚。同一天，他在写给另一位美利坚朋友罗伯特?福布斯(RobertForbes)的信中也表示：“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往美利坚，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这个写信的人非同一般——他是华夏首富，甚至被美利坚《华尔街日报》视为世界首富；他是19世纪国际知名度最高的华夏人。这个人就是伍秉鉴(1769—1843)。其资产，1834年估计为2600万银元，相当于银子1872万两。这个数字，将近当年华夏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而2008年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中华夏大陆第一富豪刘永行，总资产估计是204亿元，不到逾6万亿的年度国家财政收入的0.4%，由此可知当年伍秉鉴财富之巨。
晚清首富伍秉鉴为何想移居美利坚？要知道，1842年的美利坚绝非今日之世界霸主，在当时华夏人的观念中，美利坚根本不是值得向往的乐土，移民是远走异乡，天涯漂泊，绝不像如今，视之为理想的选择，以之为荣。
伍秉鉴是十三行商人，其财富主要来自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容易发财，但经营的风险也不小。研究显示，十三行商人不断变换，洋行平均寿命不到10年。从1760—1843年的84年中，先后共有47家洋行开张营业，而在1771—1839年间停业、倒闭的则有37家，平均不到两年即有一家关门。许多行商，因为积欠官方税银或外国商人债务而倒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司空见惯。十三行商人中真正成功的，其实只有两家，一家是潘氏的同文行(后改同孚行)，一家就是伍氏的怡和行。怡和行的创始人伍国莹曾是同文行的账房，早期经营也不顺利，不过后来终于发展壮大，在伍秉鉴的经营下达到巅峰，成为行商之首。
伍秉鉴经营的成功，显示他是一个商业奇才，远超同时代的国人。现有的一些材料，如美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等处收藏的伍秉鉴与美、印等国朋友的商业信函显示，伍秉鉴不是普通的十三行商人，他在欧洲、美、印有广泛的投资，投资领域涉及铁路、证券、保险等行业，看起来更像是当代的投资家。
伍秉鉴在海外的投资都是委托外国朋友进行的，他与外国朋友的相互信赖，也超出常人的想象。在外国人看来，伍秉鉴个人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始终被看作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但这样一位商业精英，能够获得外国朋友的尊敬，在中国却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
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身处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尽管他们发财之后也可以花钱捐官戴上“红顶子”，但实际上命运还是不由自己掌控的。十三行商人的破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商业利润被官方抽空。
在官方看来，行商是一块肥肉，可以随便找个理由甚至制造理由罚款。一旦发现外商违反规定，负有担保责任的行商就要受50倍甚至100倍货税的罚款。比如1800年，怡和行承保的一艘东印度公司商船“休?英格利斯”号，船上会计员私人的物品(两对表)因放入铁箱保管，未及取出而被携带上岸，海关官吏认为其偷税漏税，怡和行提出缴付180银元了事，结果被海关罚税50倍。另一位行商则更惨，其承保的“西里塞斯特”号被怀疑与被缉获的48匹羽纱走私有关，结果被罚缴税款100倍，每匹羽税原税银为14两，48匹共需缴税672两，罚款高达67200银元。
官方还动辄要求行商捐献财产，如遇到战争、水旱灾害或皇帝生日，行商要主动捐款，时称“捐输”或“报效”。据统计，1773—1835年间，见于官方档案材料记载的行商向朝廷捐款就达508.5万两银子，实际捐数当远不止此数。有些材料给伍氏捐款算了一笔账，说：“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冠”。千万不过是个约数，不可坐实，但以百万计则无可怀疑，如仅1833年一年，怡和行捐款据说就达50万两。
行商们还经常受到官吏个人的勒索，稍不遂意，大祸立至。伍氏曾被比喻成“一只容易被剥光的肥鹅”或“肥羊”。行商中的另一成功者潘氏则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行商的资格获得有时候也不是完全自愿的，一旦入了行就不能退出。伍秉鉴要求退休而不得，花了90万银元的代价才将位置改由他儿子顶替，但官方仍要他负担所有行商一切的责任，他又表示愿意捐献2600万银元中的80%给官方以求安享余下的20%财富仍不可得。
除了大清官方，外国人也不是善碴。大清官方让行商代为“管理”外国商人，但外国商人与行商不过是贸易伙伴，哪里受其管制？由于大清帝国的外贸制度不合现代国际贸易要求，外国商人一直反对和抗议，行商就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伍秉鉴曾经想充当调停人，避免战祸的发生。但是盛怒的林则徐大人是不会听从他的建议的。作为行商之首，他的继承人、儿子伍绍荣被逮捕人狱，他则被套上锁链，押往大鸦片贩子颠地创办的宝顺洋行，成为催促颠地接受传讯的筹码，林则徐扬言，如果颠地拒绝前往，伍秉鉴将被处死。颠地则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置这种威胁于不顾。
鸦片战争，也是伍氏破财之时。1841年5月，清军战败，被迫向英军交纳600万银元的赎城(羊城)费，伍氏交了110万元。《金陵条约》签订，要求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300万是商欠，伍氏交了100万元。在民族危难之际，伍氏作为富人，即便出多少钱我们都认为是应该的，毕竟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何况伍氏有那样的财力。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即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之下，商人不过是官吏敛财的对象，其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个人尊严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社会，对商人是否公平？对国家、民族是否有利？
对于商人伍秉鉴来说，既然无法改变现实，逃避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耄耋之年的伍秉鉴看来已经看透了世局，所以他想到了移居美利坚。伍秉鉴信中流露的心态，学者陈国栋的评论是恰当的：“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浩官是伍氏怡和行的商名)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华夏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