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二百零九 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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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这一波大灾变之后，士人进一步地意识到，他们和那些泥腿子们的区别在于高端士人。
也就是士人中的精英那一批，国家决策层的那些天才们。
那些天才们的战略眼光和治国艺术才是他们和泥腿子真正的差距所在，那种国家级别的战略眼光，是郭鹏无法离开的重要助力，除却他们之外，其他的士人都不是无法离开的。
他们只是添头而已，却堂而皇之的要做主人翁。
一朝被打倒，其他的士人才发现自己也就是比那些泥腿子多知道一些微言大义。
但是微言大义在治理地方基层和在中央部门跑腿这些方面上并没有什么作用，黎庶出身的官吏也能做到，而且效率还更高，做的也更好。
在中央的那些办事部门内，在地方村、乡、县这一级别的职位上，经历过十多年基层磨练的泥腿子们做的真的不错。
所以皇帝把这些在地方上兜兜转转十多年的泥腿子们招募到中央，让他们在中央担任职位，接替那些士人的职位。
然后洛阳的局势就稳定住了。
那些泥腿子们办事勤快，极具工作热情，非常听命令，皇帝一个命令下来，他们跑前跑后奔波劳碌，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定要先办事。
士人官僚用一天才能办成的事情，他们一个时辰不到就办妥当了。
有他们的加入之后，洛阳中央朝廷的办事效率大大提升，之前堆积了两个多月的一些无法处理的事情，半个月不到就全部处理完毕。
这太可怕了。
他们谁都不曾注意过也不曾重视过的那些泥腿子们，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具备了取代他们的能力！
那些在地方上兜兜转转十多年，历任各基层官职的泥腿子们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取代这些层次的士人们，并不为难。
而朝廷中枢早已被皇帝用各种手段笼络的严严实实的，翻不了天。
那些事先不曾得到消息的地方官员们追悔莫及，无可避免的成为了那群士人当中的一员，失去了所有的前途和未来。
他们将在未来贡献自己的劳动力，为帝国建设大业添砖加瓦，以此赎罪。
而那些事先感到犹豫不决所以错过了这次【机会】的官员们冒出了一脑门儿的冷汗，怀着无比庆幸的心情，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明天。
延德七年的十一月底，一切尘埃落定。
郭某人连续召开三次朝廷会议，根本上确定了许靖的提案的正确性，并且宣布正式采纳。
然后着内阁下发相关通告，送往各部门予以确定，并且正式抄送全国地方政府。
郭鹏还严格要求这个政策通行的消息要下沉至最偏远的乡、村，务必使全部帝国子民都一清二楚。
然后，沉寂很久的帝国最强嘴炮陈琳终于带领他的御用文人嘴炮集团开始了大规模的歌功颂德行动。
大概是沉寂太久憋得太狠，陈琳刚一出场就一口气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文章，在整个洛阳舆论场进行了霸屏行动。
遭到郭某人毁灭性打击的反对派早就闭嘴了，洛阳的舆论场被陈琳一人霸占，颇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接着，科举制度做为魏帝国的人才选举根本制度被立法予以确认，帝国的《科举考试法》融入了《魏律》之中，再也不可动摇。
主导这部法律制定的是郭某人自己，蔡邕和刑部尚书在一旁扶助。
一群帝国精英们在郭某人的亲自监督下对科举考试的一应规则做了一些硬性规定。
郭某人首先规定科举考试的分数制度。
每一个考核的项目都要计分，每一项目设定一定的分数，之后根据考试的总分，择优选取。
考试，要算分数的。
郭某人还规定，科举考试选出来的官员首先要在中央各部门【观政】三个月，学习朝廷官员办事的方法，观政结束以后，外放地方村落，从村长开始做起。
若要调入中央，非要做到县一级别的官员不可，否则不能进入中央做官。
这是他能办到的事情。
但是有一些规则，郭某人现在是办不到的。
比如分级考试，什么县试府试乡试之类的，他是办不到的，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目前只能办到让天下有意参考的学子自主报名来到洛阳参加考试，可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优中选优，搞一下初试复试之类的，地方分级考试眼下不具备实现的条件。
一来没有那么多资源，二来也没有那么多考生，三来地方上也没那个条件，所以根本搞不起来。
其他的诸如糊名制度，监考制度，考试作弊惩罚条例，还有考取之后的分配原则等等，便得到了明确的规定。
然后就是在考试内容方面，整个考试法制定小组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人们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利益诉求，自然提出的想法也不同。
比如士人们就认为既然科举继承自察举，应该按照察举制度之下公府复试的规矩，就考儒门五经，这是最恰当的举措。
孔氏就是这样主张的，觉得就该按照老规矩来办，儒门五经是两汉数百年间官方规定的教材，影响深远，继续维持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有人觉得这样不行。
他们认为就算是察举，也是有很多其他考试门类的，而且如果只考儒门五经，未免过于偏颇，应当增加一些其他的种类，比如算术之类的。
理由是皇帝陛下多次提及算数的重要性。
这批人自然就是寒门子弟，他们在经学上的造诣自然普遍不如士人子弟，若只考儒门五经，那士人子弟必然占据大头，寒门子弟和更后面的黎庶子弟根本竞争不过。
曹操代表这一派和孔氏打擂台，与孔羡激烈对线，互相嘴臭。
最后，掌握绝对权力的郭某人进行了圣裁。
“算术是一切的根基，我以为科举考试里加入算数是非常重要的，现如今《九章算术》等书籍也是太学里非常重要的学科种类，科举考试必须加入算数，不能单考儒门五经。”
皇帝发话，当然没人能反对，于是数学成为了科举考试的必考门类。
士人们先输一筹。
再之后，又有人提出农为国之本，这是非常重要的。
皇帝规定科举考试考完之后的官员都要下到村乡一类的基层职位去锻炼，去接触民生，所以官员不能不懂农务，以免耽误生产。
于是这些人建议把农学相关知识纳入科举考试当中。
也有士人官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学习经文了解圣人道理已经非常耗费时间，农学固然重要，但也不必要专门学习，顺带着学一点就够了。
双方争执不下，郭某人再次圣裁。
结果当然是纳入其中。
“农为国之本，农业生产关乎国家大局，每一个官员，不管是否在相关职位上，农业生产的事情必须要懂，官员不能不懂农务，不能不懂基层民众的生活艰难。”
于是农业相关知识也成为了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
士人们再输一筹。
经历了这一波大灾变之后，士人进一步地意识到，他们和那些泥腿子们的区别在于高端士人。
也就是士人中的精英那一批，国家决策层的那些天才们。
那些天才们的战略眼光和治国艺术才是他们和泥腿子真正的差距所在，那种国家级别的战略眼光，是郭鹏无法离开的重要助力，除却他们之外，其他的士人都不是无法离开的。
他们只是添头而已，却堂而皇之的要做主人翁。
一朝被打倒，其他的士人才发现自己也就是比那些泥腿子多知道一些微言大义。
但是微言大义在治理地方基层和在中央部门跑腿这些方面上并没有什么作用，黎庶出身的官吏也能做到，而且效率还更高，做的也更好。
在中央的那些办事部门内，在地方村、乡、县这一级别的职位上，经历过十多年基层磨练的泥腿子们做的真的不错。
所以皇帝把这些在地方上兜兜转转十多年的泥腿子们招募到中央，让他们在中央担任职位，接替那些士人的职位。
然后洛阳的局势就稳定住了。
那些泥腿子们办事勤快，极具工作热情，非常听命令，皇帝一个命令下来，他们跑前跑后奔波劳碌，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定要先办事。
士人官僚用一天才能办成的事情，他们一个时辰不到就办妥当了。
有他们的加入之后，洛阳中央朝廷的办事效率大大提升，之前堆积了两个多月的一些无法处理的事情，半个月不到就全部处理完毕。
这太可怕了。
他们谁都不曾注意过也不曾重视过的那些泥腿子们，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具备了取代他们的能力！
那些在地方上兜兜转转十多年，历任各基层官职的泥腿子们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取代这些层次的士人们，并不为难。
而朝廷中枢早已被皇帝用各种手段笼络的严严实实的，翻不了天。
那些事先不曾得到消息的地方官员们追悔莫及，无可避免的成为了那群士人当中的一员，失去了所有的前途和未来。
他们将在未来贡献自己的劳动力，为帝国建设大业添砖加瓦，以此赎罪。
而那些事先感到犹豫不决所以错过了这次【机会】的官员们冒出了一脑门儿的冷汗，怀着无比庆幸的心情，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明天。
延德七年的十一月底，一切尘埃落定。
郭某人连续召开三次朝廷会议，根本上确定了许靖的提案的正确性，并且宣布正式采纳。
然后着内阁下发相关通告，送往各部门予以确定，并且正式抄送全国地方政府。
郭鹏还严格要求这个政策通行的消息要下沉至最偏远的乡、村，务必使全部帝国子民都一清二楚。
然后，沉寂很久的帝国最强嘴炮陈琳终于带领他的御用文人嘴炮集团开始了大规模的歌功颂德行动。
大概是沉寂太久憋得太狠，陈琳刚一出场就一口气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文章，在整个洛阳舆论场进行了霸屏行动。
遭到郭某人毁灭性打击的反对派早就闭嘴了，洛阳的舆论场被陈琳一人霸占，颇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接着，科举制度做为魏帝国的人才选举根本制度被立法予以确认，帝国的《科举考试法》融入了《魏律》之中，再也不可动摇。
主导这部法律制定的是郭某人自己，蔡邕和刑部尚书在一旁扶助。
一群帝国精英们在郭某人的亲自监督下对科举考试的一应规则做了一些硬性规定。
郭某人首先规定科举考试的分数制度。
每一个考核的项目都要计分，每一项目设定一定的分数，之后根据考试的总分，择优选取。
考试，要算分数的。
郭某人还规定，科举考试选出来的官员首先要在中央各部门【观政】三个月，学习朝廷官员办事的方法，观政结束以后，外放地方村落，从村长开始做起。
若要调入中央，非要做到县一级别的官员不可，否则不能进入中央做官。
这是他能办到的事情。
但是有一些规则，郭某人现在是办不到的。
比如分级考试，什么县试府试乡试之类的，他是办不到的，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目前只能办到让天下有意参考的学子自主报名来到洛阳参加考试，可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优中选优，搞一下初试复试之类的，地方分级考试眼下不具备实现的条件。
一来没有那么多资源，二来也没有那么多考生，三来地方上也没那个条件，所以根本搞不起来。
其他的诸如糊名制度，监考制度，考试作弊惩罚条例，还有考取之后的分配原则等等，便得到了明确的规定。
然后就是在考试内容方面，整个考试法制定小组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人们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利益诉求，自然提出的想法也不同。
比如士人们就认为既然科举继承自察举，应该按照察举制度之下公府复试的规矩，就考儒门五经，这是最恰当的举措。
孔氏就是这样主张的，觉得就该按照老规矩来办，儒门五经是两汉数百年间官方规定的教材，影响深远，继续维持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有人觉得这样不行。
他们认为就算是察举，也是有很多其他考试门类的，而且如果只考儒门五经，未免过于偏颇，应当增加一些其他的种类，比如算术之类的。
理由是皇帝陛下多次提及算数的重要性。
这批人自然就是寒门子弟，他们在经学上的造诣自然普遍不如士人子弟，若只考儒门五经，那士人子弟必然占据大头，寒门子弟和更后面的黎庶子弟根本竞争不过。
曹操代表这一派和孔氏打擂台，与孔羡激烈对线，互相嘴臭。
最后，掌握绝对权力的郭某人进行了圣裁。
“算术是一切的根基，我以为科举考试里加入算数是非常重要的，现如今《九章算术》等书籍也是太学里非常重要的学科种类，科举考试必须加入算数，不能单考儒门五经。”
皇帝发话，当然没人能反对，于是数学成为了科举考试的必考门类。
士人们先输一筹。
再之后，又有人提出农为国之本，这是非常重要的。
皇帝规定科举考试考完之后的官员都要下到村乡一类的基层职位去锻炼，去接触民生，所以官员不能不懂农务，以免耽误生产。
于是这些人建议把农学相关知识纳入科举考试当中。
也有士人官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学习经文了解圣人道理已经非常耗费时间，农学固然重要，但也不必要专门学习，顺带着学一点就够了。
双方争执不下，郭某人再次圣裁。
结果当然是纳入其中。
“农为国之本，农业生产关乎国家大局，每一个官员，不管是否在相关职位上，农业生产的事情必须要懂，官员不能不懂农务，不能不懂基层民众的生活艰难。”
于是农业相关知识也成为了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
士人们再输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