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5 社稷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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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台会否出面赈济拯救这些河北难民，这一点根本无需怀疑。不在于现实有多少困境，不在于能否做得到，而是因为这是关乎到北伐是否义战的根本性原则问题！
所以在前线信报陆续到来，对于信都形势变化也越来越了解之后，沈牧当机立断所做出的决定。哪怕会因此影响到东路军整体的战略推进，也决不可放弃这些绝望来投的河北晋人生民，以免他们对行台、对王师的北伐失去信心。
自信都溃逃的河北生民，不独出现在枣强这一个方向，王师所驻守位于信都东境与渤海郡之间的广川城方向，几乎也在同时出现了大量游食难民。
如此一来，便可以确定羯国信都方面的确是发生了大变故，流民的溃逃并非羯国用以掩饰军事行为的行动。因为眼下的羯国已经不再具备多线开战的能力，若是穷尽国中甲兵出击东武城，还能够给东武城带来威胁，但若分兵过甚，就算出兵也将毫无意义。
如此大规模的流民溃逃，也几乎不存在羯国刻意为之、用以误导王师的可能。人口乃是战争的第一元素，如果羯国对于流民还具有这样的掌控力，大可以凭着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继续与王师对峙交战，而不是为了营造一时之战机、主动将民众驱赶到敌方。
在确定流民溃逃背后并无羯国驱使这一点之后，沈牧转而将用心投入于对这些难民的赈济问题上。即便不考虑北伐道义与否的问题，这可是多达几十万的河北生民！
羯国覆亡已成定局，而这几十万生民若是流散野中，自生自灭，又不知有多少人能熬过残冬。这可是河北晋民之精华，覆及数郡的庞大人口，一旦得不到及时的赈济而大量惨死野中，未来河北数郡之地都将荒无人烟。
更重要的是这会让河北民众对于行台彻底失去了信任，人命凋零，人心涣散，没有了人，所谓的王治又将何处附着？
早在去年，王师兵锋渐近羯国信都之际，大将军便传告各部前线将主，提出两个基本的战略思路，一是尽可能的保全信都周边那些被羯国强行驱逐集聚起来的河北民众，二是尽可能的消灭羯国有生的顽抗力量。当这两个目标发生冲突时，后者必须要让步于前者。
行台已经拥有多达几十万成熟敢战之士卒，杀灭羯国有生力量什么时候都可以进行，可是这些河北的无辜民众们，本就身受羯国暴政虐苦，绝对不可在北伐竟功的前夕造成大量伤亡。一战不能尽歼那就继续再战，人若死了则就不能复生。
道理是这样一个道理，但若真正执行起来却有不小的困难。依照目下所掌握的敌情，可以确定羯国信都目下已经是乱成了一团，而目下距离信都最近的便是沈牧所率东路王师。若在此际提兵而进，可以想见这一场灭国大功必将收入东路军囊中。
但是战事进行到这一步，东路王师所储备的给用也已经不再充裕，已经不可同时满足大军出击与赈济难民这两个任务。而目下还是初春二月，想要获得后方的物资补充，最起码还要等到晚春初夏时节。当中两三个月的时间，实在难免变数横生。
当这一困境摆在面前时，沈牧也不得不感慨羯主石虎那种非人的残暴。
明明国势日渐萎靡，已经不可再有效控制大量河北生民，却还强要将如此庞大规模的生民集聚于信都城外，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羯主石虎大概就已经预见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给王师营造一个救民还是杀敌的两难困境，从而在战争的最后时刻通过晋人民众的大批溃散来给己方营造一个继续后撤以保全实力的时间。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沈牧不免更加深恨石虎之阴毒残忍，乃至于控制不住自己要提兵勇进，攻克信都之后亲自手刃这个胡中巨贼！
但是现在，为了河北这几十万生民性命而计，他不得不放缓进攻的步伐，甚至需要全面停止东路王师的军事行动。可哪怕是这样，东武城的军资储备，仍然很难满足对生民的赈济需求。
虽然北行以来主要担任军职，但此前数年执掌河南东路的经验，也让沈牧不再是一个只知浪战的纯粹武夫。赈济是必然要的，但在方法上却还需要仔细权衡。
聚集在信都周边的那些河北民众，其实并不仅仅只是晋民，还包括有众多的杂胡底层人众。究竟是要明辨胡夏、只救晋人，还是一体赈济？
在集结一众僚属商讨一番之后，沈牧还是决定目下不宜再强调华夷之别，凡来投之众一体视之，尽数给粮。
因为民众溃逃本就乏甚组织，胡人、晋人早已经融合混杂，在这个时候若还强硬划分，那些生机无望的胡人绝望之际，必然会发生垂死的疯狂，暴乱一旦糜烂开，生民将死伤无算，那么所谓的赈济也将没有了意义，惨死于暴乱中的肯定要比得到救助的要多得多。
而且河北胡人众多已经是一个事实，行台未来广有天下，这个问题需要正视但不可求切。妄求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完全消灭河北的胡人，那么河北从速入治将全无希望。内夷则以教化，边夷则必伐灭！
未来该要如何降服且解决国中诸夷的问题，那是大将军要头疼的事情。而眼下，沈牧只能确保尽可能多的救助这些生民。
还有就是赈济的方式，也决不可仅仅只是给粮救饥那么简单。而且东武城的储备也难以维持太久，眼下还仅仅只是一部分难民向这个方向溃逃，一旦王师赈济消息传开，其他方向难民必然也会蜂拥而来，会令赈济压力陡增数倍。
因此在赈济的过程中，既需要实实在在的供给，还要注意给人以生的希望，给这些适乱年久的民众灌输制度的概念与认知，尽可能将难民群体疏散开。这样即便是一时粮用不济，所造成的混乱以及发生暴动的可能也会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当做出这一决定之后，沈牧所率那一万军众已经行在前往枣强的半途，就近择地驻扎下来，就此设立赈济收抚的最前线，之后东武城方向继续向北运输物资，沿途设立赈济据点，通过这一个个赈济地点将难民往冀南清河、平原等地疏导。
那些地方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秩序，对于难民的赈济与安置经验与手段肯定要比东武城王师丰富得多。而且通过这种难民流动给食的赈济方式，也能更好的控制耗用，以有限的资粮救助更多的人众。
确定了赈济的思路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流民内部自成组织的抱团问题。这几乎是一个与赈济难民同等重要且遗害深远的问题，别的不说，单单在永嘉南渡、淮泗之间所形成的众多流民帅问题，便足以为鉴。
像是早年对江东朝局产生深刻影响的那些流民帅，如郗鉴、刘遐、苏峻等人，就是在南迁的过程中，或是通过个人的道德感召、或是通过武力的兼并，从而得以壮大起来，给江东的秩序不断带来冲击。无论所造成的结果是好是坏，这些流民帅所拥有的人势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虽然如今徐州流民帅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完美的解决，但这当中的曲折也实在不能尽书。而沈牧所考虑的则更简单，为了救助这些逃窜的河北难民，他甚至放弃抢攻信都的机会，痛舍殊功，为的就是在流民当中树立起行台恩威，因是绝对不容许那些乡野豪强门户窃此自肥！
一谷一米，都是行台惠赠，一丝一缕，俱为大将军仁恩普济。谁若在这方面生出什么贪婪念想，妄施手脚，伸出多少，就要斩断多少！
因此在开始赈济之前，沈牧便先招身在东武城大营的河北乡贤时流，各自给他们加委临时的职事，并明告这些人，所以得用，在于行台尚贤，而他们履新之后，也必须要深念行台章制恩威，要为行台负责，凡有暗沽私誉、明为乡愿者，杀无赦！
当然，仅仅只是严厉训告，仍然不能杜绝乡愿窃德的风气。在这些河北时流各赴地方之后，沈牧又安排一批亲信卒众分别赶往不同的赈济地点，这些人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在河北难民行此接受赈济的时候，向他们询问人物。
一旦某一个名字频频出现于这些流民称颂的言语中，那必是乡愿德贼无疑，即刻收押论罪！你们担任的是行台职事，负责行台安排的赈济事宜，行台自有禄养功赏，结果流民不夸行台惠政，反赞乡士贤良，不是暗亏大义、私养伪德又是什么！
民众们是淳朴的，一旦感觉接受了某些人的恩惠，铭记不忘乃是人之常情，他们也愿意宣扬这样的德声。可是随着沈牧采取这种强硬措施之后，原本最为乡流门户喜爱的乡人赞誉，便成了紧紧勒在他们颈间的绳索。
而这次需要赈济的生民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也让这种乡声采集具有了很高的公正性，不枉纵、不错杀。
一时间，这些河北乡流也是人人自危，叫苦不迭，唯恐为旧誉所累。如今的他们，也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羯国崩亡在即，生民大量出逃已是眼见的事实。唯有行台、唯有王师才能给这些濒危的民众们提供生机活路，他们即便是再想借助乡声誉望而兴风作浪，也完全做不到。
将这些赈济事宜安排妥当之后，沈牧才具书详录，着人呈送给后路的大将军。
当这一份奏书送到大将军手中时，已经时入三月，而大将军也早已经离开了邺城抵达广宗，将此书信展开细览之后，大将军已是喜形于色，并忍不住向左右赞叹道：“我家这位兄长，已经颇得社稷大器之风采！”
行台会否出面赈济拯救这些河北难民，这一点根本无需怀疑。不在于现实有多少困境，不在于能否做得到，而是因为这是关乎到北伐是否义战的根本性原则问题！
所以在前线信报陆续到来，对于信都形势变化也越来越了解之后，沈牧当机立断所做出的决定。哪怕会因此影响到东路军整体的战略推进，也决不可放弃这些绝望来投的河北晋人生民，以免他们对行台、对王师的北伐失去信心。
自信都溃逃的河北生民，不独出现在枣强这一个方向，王师所驻守位于信都东境与渤海郡之间的广川城方向，几乎也在同时出现了大量游食难民。
如此一来，便可以确定羯国信都方面的确是发生了大变故，流民的溃逃并非羯国用以掩饰军事行为的行动。因为眼下的羯国已经不再具备多线开战的能力，若是穷尽国中甲兵出击东武城，还能够给东武城带来威胁，但若分兵过甚，就算出兵也将毫无意义。
如此大规模的流民溃逃，也几乎不存在羯国刻意为之、用以误导王师的可能。人口乃是战争的第一元素，如果羯国对于流民还具有这样的掌控力，大可以凭着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继续与王师对峙交战，而不是为了营造一时之战机、主动将民众驱赶到敌方。
在确定流民溃逃背后并无羯国驱使这一点之后，沈牧转而将用心投入于对这些难民的赈济问题上。即便不考虑北伐道义与否的问题，这可是多达几十万的河北生民！
羯国覆亡已成定局，而这几十万生民若是流散野中，自生自灭，又不知有多少人能熬过残冬。这可是河北晋民之精华，覆及数郡的庞大人口，一旦得不到及时的赈济而大量惨死野中，未来河北数郡之地都将荒无人烟。
更重要的是这会让河北民众对于行台彻底失去了信任，人命凋零，人心涣散，没有了人，所谓的王治又将何处附着？
早在去年，王师兵锋渐近羯国信都之际，大将军便传告各部前线将主，提出两个基本的战略思路，一是尽可能的保全信都周边那些被羯国强行驱逐集聚起来的河北民众，二是尽可能的消灭羯国有生的顽抗力量。当这两个目标发生冲突时，后者必须要让步于前者。
行台已经拥有多达几十万成熟敢战之士卒，杀灭羯国有生力量什么时候都可以进行，可是这些河北的无辜民众们，本就身受羯国暴政虐苦，绝对不可在北伐竟功的前夕造成大量伤亡。一战不能尽歼那就继续再战，人若死了则就不能复生。
道理是这样一个道理，但若真正执行起来却有不小的困难。依照目下所掌握的敌情，可以确定羯国信都目下已经是乱成了一团，而目下距离信都最近的便是沈牧所率东路王师。若在此际提兵而进，可以想见这一场灭国大功必将收入东路军囊中。
但是战事进行到这一步，东路王师所储备的给用也已经不再充裕，已经不可同时满足大军出击与赈济难民这两个任务。而目下还是初春二月，想要获得后方的物资补充，最起码还要等到晚春初夏时节。当中两三个月的时间，实在难免变数横生。
当这一困境摆在面前时，沈牧也不得不感慨羯主石虎那种非人的残暴。
明明国势日渐萎靡，已经不可再有效控制大量河北生民，却还强要将如此庞大规模的生民集聚于信都城外，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羯主石虎大概就已经预见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给王师营造一个救民还是杀敌的两难困境，从而在战争的最后时刻通过晋人民众的大批溃散来给己方营造一个继续后撤以保全实力的时间。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沈牧不免更加深恨石虎之阴毒残忍，乃至于控制不住自己要提兵勇进，攻克信都之后亲自手刃这个胡中巨贼！
但是现在，为了河北这几十万生民性命而计，他不得不放缓进攻的步伐，甚至需要全面停止东路王师的军事行动。可哪怕是这样，东武城的军资储备，仍然很难满足对生民的赈济需求。
虽然北行以来主要担任军职，但此前数年执掌河南东路的经验，也让沈牧不再是一个只知浪战的纯粹武夫。赈济是必然要的，但在方法上却还需要仔细权衡。
聚集在信都周边的那些河北民众，其实并不仅仅只是晋民，还包括有众多的杂胡底层人众。究竟是要明辨胡夏、只救晋人，还是一体赈济？
在集结一众僚属商讨一番之后，沈牧还是决定目下不宜再强调华夷之别，凡来投之众一体视之，尽数给粮。
因为民众溃逃本就乏甚组织，胡人、晋人早已经融合混杂，在这个时候若还强硬划分，那些生机无望的胡人绝望之际，必然会发生垂死的疯狂，暴乱一旦糜烂开，生民将死伤无算，那么所谓的赈济也将没有了意义，惨死于暴乱中的肯定要比得到救助的要多得多。
而且河北胡人众多已经是一个事实，行台未来广有天下，这个问题需要正视但不可求切。妄求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完全消灭河北的胡人，那么河北从速入治将全无希望。内夷则以教化，边夷则必伐灭！
未来该要如何降服且解决国中诸夷的问题，那是大将军要头疼的事情。而眼下，沈牧只能确保尽可能多的救助这些生民。
还有就是赈济的方式，也决不可仅仅只是给粮救饥那么简单。而且东武城的储备也难以维持太久，眼下还仅仅只是一部分难民向这个方向溃逃，一旦王师赈济消息传开，其他方向难民必然也会蜂拥而来，会令赈济压力陡增数倍。
因此在赈济的过程中，既需要实实在在的供给，还要注意给人以生的希望，给这些适乱年久的民众灌输制度的概念与认知，尽可能将难民群体疏散开。这样即便是一时粮用不济，所造成的混乱以及发生暴动的可能也会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当做出这一决定之后，沈牧所率那一万军众已经行在前往枣强的半途，就近择地驻扎下来，就此设立赈济收抚的最前线，之后东武城方向继续向北运输物资，沿途设立赈济据点，通过这一个个赈济地点将难民往冀南清河、平原等地疏导。
那些地方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秩序，对于难民的赈济与安置经验与手段肯定要比东武城王师丰富得多。而且通过这种难民流动给食的赈济方式，也能更好的控制耗用，以有限的资粮救助更多的人众。
确定了赈济的思路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流民内部自成组织的抱团问题。这几乎是一个与赈济难民同等重要且遗害深远的问题，别的不说，单单在永嘉南渡、淮泗之间所形成的众多流民帅问题，便足以为鉴。
像是早年对江东朝局产生深刻影响的那些流民帅，如郗鉴、刘遐、苏峻等人，就是在南迁的过程中，或是通过个人的道德感召、或是通过武力的兼并，从而得以壮大起来，给江东的秩序不断带来冲击。无论所造成的结果是好是坏，这些流民帅所拥有的人势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虽然如今徐州流民帅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完美的解决，但这当中的曲折也实在不能尽书。而沈牧所考虑的则更简单，为了救助这些逃窜的河北难民，他甚至放弃抢攻信都的机会，痛舍殊功，为的就是在流民当中树立起行台恩威，因是绝对不容许那些乡野豪强门户窃此自肥！
一谷一米，都是行台惠赠，一丝一缕，俱为大将军仁恩普济。谁若在这方面生出什么贪婪念想，妄施手脚，伸出多少，就要斩断多少！
因此在开始赈济之前，沈牧便先招身在东武城大营的河北乡贤时流，各自给他们加委临时的职事，并明告这些人，所以得用，在于行台尚贤，而他们履新之后，也必须要深念行台章制恩威，要为行台负责，凡有暗沽私誉、明为乡愿者，杀无赦！
当然，仅仅只是严厉训告，仍然不能杜绝乡愿窃德的风气。在这些河北时流各赴地方之后，沈牧又安排一批亲信卒众分别赶往不同的赈济地点，这些人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在河北难民行此接受赈济的时候，向他们询问人物。
一旦某一个名字频频出现于这些流民称颂的言语中，那必是乡愿德贼无疑，即刻收押论罪！你们担任的是行台职事，负责行台安排的赈济事宜，行台自有禄养功赏，结果流民不夸行台惠政，反赞乡士贤良，不是暗亏大义、私养伪德又是什么！
民众们是淳朴的，一旦感觉接受了某些人的恩惠，铭记不忘乃是人之常情，他们也愿意宣扬这样的德声。可是随着沈牧采取这种强硬措施之后，原本最为乡流门户喜爱的乡人赞誉，便成了紧紧勒在他们颈间的绳索。
而这次需要赈济的生民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也让这种乡声采集具有了很高的公正性，不枉纵、不错杀。
一时间，这些河北乡流也是人人自危，叫苦不迭，唯恐为旧誉所累。如今的他们，也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羯国崩亡在即，生民大量出逃已是眼见的事实。唯有行台、唯有王师才能给这些濒危的民众们提供生机活路，他们即便是再想借助乡声誉望而兴风作浪，也完全做不到。
将这些赈济事宜安排妥当之后，沈牧才具书详录，着人呈送给后路的大将军。
当这一份奏书送到大将军手中时，已经时入三月，而大将军也早已经离开了邺城抵达广宗，将此书信展开细览之后，大将军已是喜形于色，并忍不住向左右赞叹道：“我家这位兄长，已经颇得社稷大器之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