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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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
辜鸿铭站在镜子前整理仪容，他穿着崭新的绸衫，将辫子扶得端端正正，然后才戴上亡妻亲手缝制的帽子。
辜鸿铭是很讲礼仪的，因为他尊崇孔孟之道，“礼”是核心要素。
但这种“礼”，只展现给他看得起的人。比如张之洞，比如蔡元培，今天勉强再加上个周赫煊。
很久没有一本书，让辜鸿铭读得废寝忘食了。他是熟知世界诸国的人，但《大国崛起》还是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有些存留心中多年的疑惑，也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黄包车在北大门口停下，辜鸿铭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往里走。他近年来身体不好，正是感觉活不了多久，才从日本辞职回国，他想死在心目中的理想之乡。
“辜先生？你怎么来了！”北大教授马衡惊讶地看着他。
辜鸿铭点点头，以命令的语气道：“周赫煊在哪儿？带我去见他。”
马衡和辜鸿铭共事过，知道他的脾气，扶着他说：“你慢点走。”
片刻之后，两人来到周赫煊的住所外。
马衡正想去敲门，辜鸿铭制止了，自己敲门喊道：“周校长，辜鸿铭特来拜会！”
周赫煊打开房门，正待说话，辜鸿铭突然双手抱拢作揖。
这是中国人历来的古礼，日常使用的话，性质相当于西方的握手，但也常用于庄重场合，比如官场和朋友之间的会晤，到晚清时候还经常使用。不过它太繁琐了，作揖时腰弯得很深，就如日本人那种九十度鞠躬。
周赫煊愣了一下，立即作揖回礼，然后笑着对辜鸿铭和马衡说：“辜先生，马教授，二位请进。”
马衡感觉很有趣，也不走了，坐在旁边想听两人聊天。
周赫煊取出茶叶和糕点，笑道：“辜先生，应你所需，我专门弄来了上好的龙井，糕点也是大厨做的。”
“有心了，”辜鸿铭与昨日判若两人，他非常有风度礼仪的拿出一本书说，“昨日拜读周校长大作，颇有感触。这是拙作《春秋大义》，还请雅鉴。”
《春秋大义》，别名叫做《中国人的精神》，此书在西方曾引起轰动，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一版再版，甚至在德国掀起长达数十年的辜鸿铭热。
辜鸿铭也是位作家，他曾与泰戈尔一起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周赫煊接过书笑道：“这本书，我早就读过了。”
“读过就好，”辜鸿铭开门见山地说，“为免言语冲突，今天我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谈妇女解放；第二，不谈白话文写作；第三，不谈宪政民主。”
这些都是辜鸿铭强烈反对的，他反对妇女解放，反对白话文，反对宪政。
“可以。”周赫煊点头道。
辜鸿铭说：“我观《大国崛起》，对列强诸国颇多推崇，周校长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劣等吗？”
周赫煊摇头道：“我认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优等之说。”
辜鸿铭笑道：“总是有区别的，难道非洲的黑人，也能跟黄种人和白种人平等？在我看来，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族群，你觉得呢？”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周赫煊说，“别说黑人，就连南太平洋那些茹毛饮血的食人族，只要是人类，我也认为他们是平等的。”
“你这叫博爱，墨家的信徒？”辜鸿铭不置可否。
周赫煊说：“跟墨家无关，即是人类，自然平等。”
辜鸿铭问道：“既然平等，那世界各民族之间，为什么会存在那么大的差异？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文化风俗上，还有智力、道德和性格等多方面。”
“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周赫煊道，“先来说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南太平洋野人，他们为什么会原始落后？因为孤悬海外，跟外界缺乏交流和沟通。中国和欧洲，历来是互相影响促进，这种交流大大加快了人类的文化和科学发展。”
辜鸿铭笑道：“中国人的四大发明，确实促进了欧洲科学的发展。至于中国嘛，在近代以前，一直是独自进步的。”
“也可以这么说，但中国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的，”周赫煊道，“比如二胡和琵琶，这些乐器就来自中亚、西亚。西方的星座学说，也早早传入中国，苏东坡就是忠实的星座迷，他常常自嘲摩羯座都是倒霉蛋。”
“哦，苏东坡还信星座之说？”辜鸿铭惊讶道。
周赫煊道：“《东坡志林》里有记载。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摩羯）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这段话的大致内容，是苏东坡吐槽自己和韩愈同命相怜，都跟摩羯座扯上关系（一个命宫摩羯，一个身宫摩羯），命不好，经常遭到诽谤攻击。（老王语：感觉这是摩羯座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辜鸿铭听了大笑：“哈哈，想不到韩愈也是摩羯座，看来以后我要多多研究星座了。”
周赫煊又说：“一个民族的特性，跟它最初的发源地有关。适合耕种的地区，发展出农业文明，而土壤浅薄的地方，则发展出游牧文明。就拿中国来说，为什么起源于北方？因为以原始的农业技术，南方炎热多雨的气候，是不适合耕种的。”
“有点意思，你继续说。”辜鸿铭研究中国人，是从文化道德角度来展开，周赫煊的观点让他耳目一新。
周赫煊继续道：“中华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远古农业要发展，需要秩序性和稳定性，所以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儒家的礼教道德，不外乎是为集体主义说项。然后逐渐演化下来，就成为三纲五常之类的东西。”
辜鸿铭想要反驳，但细细想来却似乎有点道理。
“而西方呢？”周赫煊又说，“如今欧洲兴盛的国家，在古希腊、古罗马的时候都还是野蛮人。但野蛮征服了文明，于是迎来中世纪的黑暗，直到文艺复兴才重见光明。他们因为靠近地中海和大西洋，最后诞生了异于农耕和游牧的海洋文明。海洋文明是商业文明，戳穿了就是逐利。工业革命是为利益，殖民屠杀是为利益，十年前欧洲那场大战，也是为了利益。”
“这个观点很好，甚合我意。”辜鸿铭也认为西方文明是利益文明，不过他也强调中华文明是道德文明。
周赫煊说：“辜先生的《春秋大义》我读过，也很同意你对各国族群的分析。担我认为，这种民族性差异并非天生，而是长久以来的历史影响造成的。”
辜鸿铭问：“那你是否同意我书中的观点？”
周赫煊笑道：“我很同意辜先生所言，中华民族确实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也具备深刻、博大、简朴和灵性死忠美德。正如辜先生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拥有永葆青春的秘诀。我敢预言，用不了一百年，中国又会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
“哈哈，同道中人也。”辜鸿铭欢喜道。
周赫煊语气一转：“但我不认可辜先生说的道德兴国。”
辜鸿铭有些不高兴了，质问道：“你觉得西方的逐利治国方式，能够长期有效？我看不然，西方国家，已经被商人财团操控了，总有一天，这些国家要被毫无道德的商人搞得崩溃。”
所以说辜鸿铭通晓西方呢，他眼光看得很准。从20世纪到21世纪，欧洲各国确实被财团利益捆绑，渐渐在走下坡路，他的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还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预言德国的军国主义将会毁灭。
可惜看准了问题，开的药方子却不对，咱们的辜先生说，爱和道德才能拯救世界。
这得有多天真！
周赫煊无奈地笑道：“辜先生在著作中所言，是想做民国的孔子吧。但先秦乱世，最终以秦国统一天下而告终，秦国恰恰靠的就是逐利。你跟那些军阀谈道德看看，听说张宗昌邀请你当山东大学校长，你可以跟他讲讲道德，且看他听不听。”
辜鸿铭瞬间无语，继而反驳道：“秦国虽然统一六合，但却二世而亡。逐利只能走向崩溃，道德才能长治久安。”
“但利能聚人心，只要让大部分人有利可图，中国就能统一，”周赫煊说，“不过我也同意辜先生的观点，道德能使国家长久。我的看法是，以利谋国，以德治国。”
“以利谋国，以德治国，”辜鸿铭嘀咕着这几句话，突然哈哈大笑，“这八个字说得好，你要是早几年当上军阀，我一定给你做谋士。”
两人继续聊着，总的来说气氛还很融洽，只是偶有观点不同，谁也不能说服谁，辜鸿铭心里堵得慌。
辜鸿铭午饭也没留下来吃，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还写了副字让仆人给周赫煊送去。这位老先生年底时接受德国记者采访，他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现在只有两个明白人，一个是周赫煊，另一个就是我。”
清晨。
辜鸿铭站在镜子前整理仪容，他穿着崭新的绸衫，将辫子扶得端端正正，然后才戴上亡妻亲手缝制的帽子。
辜鸿铭是很讲礼仪的，因为他尊崇孔孟之道，“礼”是核心要素。
但这种“礼”，只展现给他看得起的人。比如张之洞，比如蔡元培，今天勉强再加上个周赫煊。
很久没有一本书，让辜鸿铭读得废寝忘食了。他是熟知世界诸国的人，但《大国崛起》还是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有些存留心中多年的疑惑，也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黄包车在北大门口停下，辜鸿铭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往里走。他近年来身体不好，正是感觉活不了多久，才从日本辞职回国，他想死在心目中的理想之乡。
“辜先生？你怎么来了！”北大教授马衡惊讶地看着他。
辜鸿铭点点头，以命令的语气道：“周赫煊在哪儿？带我去见他。”
马衡和辜鸿铭共事过，知道他的脾气，扶着他说：“你慢点走。”
片刻之后，两人来到周赫煊的住所外。
马衡正想去敲门，辜鸿铭制止了，自己敲门喊道：“周校长，辜鸿铭特来拜会！”
周赫煊打开房门，正待说话，辜鸿铭突然双手抱拢作揖。
这是中国人历来的古礼，日常使用的话，性质相当于西方的握手，但也常用于庄重场合，比如官场和朋友之间的会晤，到晚清时候还经常使用。不过它太繁琐了，作揖时腰弯得很深，就如日本人那种九十度鞠躬。
周赫煊愣了一下，立即作揖回礼，然后笑着对辜鸿铭和马衡说：“辜先生，马教授，二位请进。”
马衡感觉很有趣，也不走了，坐在旁边想听两人聊天。
周赫煊取出茶叶和糕点，笑道：“辜先生，应你所需，我专门弄来了上好的龙井，糕点也是大厨做的。”
“有心了，”辜鸿铭与昨日判若两人，他非常有风度礼仪的拿出一本书说，“昨日拜读周校长大作，颇有感触。这是拙作《春秋大义》，还请雅鉴。”
《春秋大义》，别名叫做《中国人的精神》，此书在西方曾引起轰动，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一版再版，甚至在德国掀起长达数十年的辜鸿铭热。
辜鸿铭也是位作家，他曾与泰戈尔一起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周赫煊接过书笑道：“这本书，我早就读过了。”
“读过就好，”辜鸿铭开门见山地说，“为免言语冲突，今天我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谈妇女解放；第二，不谈白话文写作；第三，不谈宪政民主。”
这些都是辜鸿铭强烈反对的，他反对妇女解放，反对白话文，反对宪政。
“可以。”周赫煊点头道。
辜鸿铭说：“我观《大国崛起》，对列强诸国颇多推崇，周校长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劣等吗？”
周赫煊摇头道：“我认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优等之说。”
辜鸿铭笑道：“总是有区别的，难道非洲的黑人，也能跟黄种人和白种人平等？在我看来，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族群，你觉得呢？”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周赫煊说，“别说黑人，就连南太平洋那些茹毛饮血的食人族，只要是人类，我也认为他们是平等的。”
“你这叫博爱，墨家的信徒？”辜鸿铭不置可否。
周赫煊说：“跟墨家无关，即是人类，自然平等。”
辜鸿铭问道：“既然平等，那世界各民族之间，为什么会存在那么大的差异？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文化风俗上，还有智力、道德和性格等多方面。”
“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周赫煊道，“先来说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南太平洋野人，他们为什么会原始落后？因为孤悬海外，跟外界缺乏交流和沟通。中国和欧洲，历来是互相影响促进，这种交流大大加快了人类的文化和科学发展。”
辜鸿铭笑道：“中国人的四大发明，确实促进了欧洲科学的发展。至于中国嘛，在近代以前，一直是独自进步的。”
“也可以这么说，但中国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的，”周赫煊道，“比如二胡和琵琶，这些乐器就来自中亚、西亚。西方的星座学说，也早早传入中国，苏东坡就是忠实的星座迷，他常常自嘲摩羯座都是倒霉蛋。”
“哦，苏东坡还信星座之说？”辜鸿铭惊讶道。
周赫煊道：“《东坡志林》里有记载。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摩羯）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这段话的大致内容，是苏东坡吐槽自己和韩愈同命相怜，都跟摩羯座扯上关系（一个命宫摩羯，一个身宫摩羯），命不好，经常遭到诽谤攻击。（老王语：感觉这是摩羯座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辜鸿铭听了大笑：“哈哈，想不到韩愈也是摩羯座，看来以后我要多多研究星座了。”
周赫煊又说：“一个民族的特性，跟它最初的发源地有关。适合耕种的地区，发展出农业文明，而土壤浅薄的地方，则发展出游牧文明。就拿中国来说，为什么起源于北方？因为以原始的农业技术，南方炎热多雨的气候，是不适合耕种的。”
“有点意思，你继续说。”辜鸿铭研究中国人，是从文化道德角度来展开，周赫煊的观点让他耳目一新。
周赫煊继续道：“中华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远古农业要发展，需要秩序性和稳定性，所以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儒家的礼教道德，不外乎是为集体主义说项。然后逐渐演化下来，就成为三纲五常之类的东西。”
辜鸿铭想要反驳，但细细想来却似乎有点道理。
“而西方呢？”周赫煊又说，“如今欧洲兴盛的国家，在古希腊、古罗马的时候都还是野蛮人。但野蛮征服了文明，于是迎来中世纪的黑暗，直到文艺复兴才重见光明。他们因为靠近地中海和大西洋，最后诞生了异于农耕和游牧的海洋文明。海洋文明是商业文明，戳穿了就是逐利。工业革命是为利益，殖民屠杀是为利益，十年前欧洲那场大战，也是为了利益。”
“这个观点很好，甚合我意。”辜鸿铭也认为西方文明是利益文明，不过他也强调中华文明是道德文明。
周赫煊说：“辜先生的《春秋大义》我读过，也很同意你对各国族群的分析。担我认为，这种民族性差异并非天生，而是长久以来的历史影响造成的。”
辜鸿铭问：“那你是否同意我书中的观点？”
周赫煊笑道：“我很同意辜先生所言，中华民族确实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也具备深刻、博大、简朴和灵性死忠美德。正如辜先生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拥有永葆青春的秘诀。我敢预言，用不了一百年，中国又会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
“哈哈，同道中人也。”辜鸿铭欢喜道。
周赫煊语气一转：“但我不认可辜先生说的道德兴国。”
辜鸿铭有些不高兴了，质问道：“你觉得西方的逐利治国方式，能够长期有效？我看不然，西方国家，已经被商人财团操控了，总有一天，这些国家要被毫无道德的商人搞得崩溃。”
所以说辜鸿铭通晓西方呢，他眼光看得很准。从20世纪到21世纪，欧洲各国确实被财团利益捆绑，渐渐在走下坡路，他的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还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预言德国的军国主义将会毁灭。
可惜看准了问题，开的药方子却不对，咱们的辜先生说，爱和道德才能拯救世界。
这得有多天真！
周赫煊无奈地笑道：“辜先生在著作中所言，是想做民国的孔子吧。但先秦乱世，最终以秦国统一天下而告终，秦国恰恰靠的就是逐利。你跟那些军阀谈道德看看，听说张宗昌邀请你当山东大学校长，你可以跟他讲讲道德，且看他听不听。”
辜鸿铭瞬间无语，继而反驳道：“秦国虽然统一六合，但却二世而亡。逐利只能走向崩溃，道德才能长治久安。”
“但利能聚人心，只要让大部分人有利可图，中国就能统一，”周赫煊说，“不过我也同意辜先生的观点，道德能使国家长久。我的看法是，以利谋国，以德治国。”
“以利谋国，以德治国，”辜鸿铭嘀咕着这几句话，突然哈哈大笑，“这八个字说得好，你要是早几年当上军阀，我一定给你做谋士。”
两人继续聊着，总的来说气氛还很融洽，只是偶有观点不同，谁也不能说服谁，辜鸿铭心里堵得慌。
辜鸿铭午饭也没留下来吃，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还写了副字让仆人给周赫煊送去。这位老先生年底时接受德国记者采访，他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现在只有两个明白人，一个是周赫煊，另一个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