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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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五日，成都少城公园人山人海，旗帜飘扬。四川各界代表和老百姓，自发前来送他们的子弟兵出川抗战。
刘湘、邓锡侯等人先后讲话，轮到唐式遵发言时，他一把推开麦克风，全凭嗓子大吼：“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本人近日作诗一首，以表抗战之决心：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啪啪啪啪啪！”
公园内掌声如雷，数万军民热血沸腾。
周赫煊仿佛在看一场悲壮的滑稽戏，今天在场的诸多川军将领，虽然表现得慷慨壮烈，却一个个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就拿以诗明智的唐式遵来说，此君绰号“唐瘟猪”，在川内跟范绍增齐名。一个唐瘟猪（笨猪），一个范哈儿（傻儿），连起来就是“瘟猪不瘟，哈儿不哈”。
唐式遵和刘湘有近二十年的交情，被视为刘湘的绝对支持者。但当刘湘在前线病重之时，他立即跟老蒋勾结起来，想要挤掉刘湘心腹潘文华，谋夺川军的军事指挥大权。
唐式遵如此，而刘湘呢？
往往我们在谈川军的时候，总免不了为尊者讳，把刘湘的形象描绘得伟光正。事实上，刘湘在抗战中的小动作也很多，比如为了继续掌控川军，暗中联合宋哲元和韩复榘以制衡老蒋。
韩复榘之所以被老蒋当靶子杀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跟刘湘有勾结。
当时由于老蒋的手段过于狠毒，把各路川军搞得分崩离析，刘湘被逼急了只能选择反抗。刘湘的计划是：川军封闭入川要道，不让老蒋率部进川。韩复榘率部撤至南阳、襄樊和汉中一带，而宋哲元退守潼关以西，三方势力联名通电倒蒋。
这些都被老蒋看在眼里，于是，刘湘被软禁，韩复榘被枪毙，宋哲元被撤职。
幸好刘湘在关键时候病死了，否则后果难以想象，抗战形势必然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以至于在刘湘病逝之后，中央军高层一边沉痛哀悼，一边欢欣鼓舞。他们认为刘湘一死，则抗战可胜，刘湘活着才是抗战最大的麻烦。
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原话说：“近日刘湘作古，正是天意给国人留下生机。”
在川军抗战之初，刘湘并没有亲自出川指挥，他必须先安定好后方。老蒋为了逼刘湘离开老巢，即把川军两个集团军调离建制，吓得刘湘赶紧飞去南京，要求担任第七站区司令长官。
当时刘湘已经病入膏肓，秘书长邓汉祥劝他安心养病，不要亲赴前线。
刘湘是这样回答的：“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不甚光彩，今天有了抗战的机会，不能不尽力报国，争取个人在历史上的篇幅。而且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约占全部半数以上。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挥，不到半年就会被老蒋分化消灭了。”
在关于川军的史料中，往往只提到前半句，而省略了后半句。
刘湘这种进退维艰的局面，早在几年前就注定了。因为他这个“四川王”，不是靠自己实力当上的，而是老蒋有意安排扶持的。没有老蒋的支持，就没有“四川王”刘湘。
一二八事变之后，常凯申就意识到中日两国必有一战，于是谋划着打造“川黔陕抗战大后方”。
当时刘湘虽然打败了刘文辉，却没能力灭掉其他小军阀，他无力登上“四川王”宝座，只能勉强当一个“川军盟主”。邓锡侯、潘文华、王瓒绪等人，虽然名义上属于刘湘麾下，却有自己独立的防区，并统揽防区内的军政事务。
四川的大小军阀，在各自防区滥发纸币，用当时的话来讲，这种行为“影响之大，十倍于匪祸”。
四川财政早在1934年就崩溃了，刘湘只能请求老蒋帮忙。
老蒋趁机介入四川军政事务，以中央大义和强大武力做后盾，打破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把刘湘捧上了“四川王”宝座。并以中央行政命令，整顿四川金融，统一四川币制和税务——这就是四川部分工商税需要上缴中央的原因所在。
川军先天不足，说起来就一个字：穷！
穷代表弱，代表没补给、没武器，只能任人欺负。
换成财大气粗的粤系和桂系，老蒋就绝对不敢轻易打散他们的编制，因为人家粤军和桂军枪硬炮粗。
川军派系林立，老蒋能扶起来一个四川王，当然能扶起来第二个。所以刘湘病重的消息传出，川军的前线和后方同时有人跳反，前线唐式遵搞事，后方王瓒绪搞事，都想着在刘湘死后自己能上位。
这就是军阀，这就是政治，光明背后总是藏着阴影。
四川军阀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在于，他们虽然明争暗斗，但打起鬼子来绝不含糊。大部分的川军将领，包括范哈儿这种人，都是用尽全力在抗日，不知保存实力为何物，绝少有临阵脱逃或投敌当汉奸者。
刘湘即便被老蒋坑到死，留下的遗言也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到此时，刘湘才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川军领袖，成为数十万川军集体认可的精神领袖。就连一向亲近老蒋、敌视刘湘的杨森，也强烈要求为刘湘举行国葬。
这些川军被欺负惨了，现在总司令也死了，全都变成没娘的孩子，全都变成了哀兵，必须用日寇的鲜血来洗刷耻辱。在刘湘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前线川军每天都要同声朗诵刘湘遗言，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们只剩下死战报国这一条路。
中央和四川的弯弯绕绕太多，周赫煊不想掺和，也无力掺和。等东路和北路川军誓师出发后，他便默默返回重庆，终于等来了七七事变后的第一个好消息。
开办磺胺药厂所需的机器设备，以及随行的十六个英国佬，已经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这些人在广州登陆，走粤汉线至汉口，再转乘江轮逆流而上。
九月五日，成都少城公园人山人海，旗帜飘扬。四川各界代表和老百姓，自发前来送他们的子弟兵出川抗战。
刘湘、邓锡侯等人先后讲话，轮到唐式遵发言时，他一把推开麦克风，全凭嗓子大吼：“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本人近日作诗一首，以表抗战之决心：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啪啪啪啪啪！”
公园内掌声如雷，数万军民热血沸腾。
周赫煊仿佛在看一场悲壮的滑稽戏，今天在场的诸多川军将领，虽然表现得慷慨壮烈，却一个个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就拿以诗明智的唐式遵来说，此君绰号“唐瘟猪”，在川内跟范绍增齐名。一个唐瘟猪（笨猪），一个范哈儿（傻儿），连起来就是“瘟猪不瘟，哈儿不哈”。
唐式遵和刘湘有近二十年的交情，被视为刘湘的绝对支持者。但当刘湘在前线病重之时，他立即跟老蒋勾结起来，想要挤掉刘湘心腹潘文华，谋夺川军的军事指挥大权。
唐式遵如此，而刘湘呢？
往往我们在谈川军的时候，总免不了为尊者讳，把刘湘的形象描绘得伟光正。事实上，刘湘在抗战中的小动作也很多，比如为了继续掌控川军，暗中联合宋哲元和韩复榘以制衡老蒋。
韩复榘之所以被老蒋当靶子杀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跟刘湘有勾结。
当时由于老蒋的手段过于狠毒，把各路川军搞得分崩离析，刘湘被逼急了只能选择反抗。刘湘的计划是：川军封闭入川要道，不让老蒋率部进川。韩复榘率部撤至南阳、襄樊和汉中一带，而宋哲元退守潼关以西，三方势力联名通电倒蒋。
这些都被老蒋看在眼里，于是，刘湘被软禁，韩复榘被枪毙，宋哲元被撤职。
幸好刘湘在关键时候病死了，否则后果难以想象，抗战形势必然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以至于在刘湘病逝之后，中央军高层一边沉痛哀悼，一边欢欣鼓舞。他们认为刘湘一死，则抗战可胜，刘湘活着才是抗战最大的麻烦。
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原话说：“近日刘湘作古，正是天意给国人留下生机。”
在川军抗战之初，刘湘并没有亲自出川指挥，他必须先安定好后方。老蒋为了逼刘湘离开老巢，即把川军两个集团军调离建制，吓得刘湘赶紧飞去南京，要求担任第七站区司令长官。
当时刘湘已经病入膏肓，秘书长邓汉祥劝他安心养病，不要亲赴前线。
刘湘是这样回答的：“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不甚光彩，今天有了抗战的机会，不能不尽力报国，争取个人在历史上的篇幅。而且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约占全部半数以上。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挥，不到半年就会被老蒋分化消灭了。”
在关于川军的史料中，往往只提到前半句，而省略了后半句。
刘湘这种进退维艰的局面，早在几年前就注定了。因为他这个“四川王”，不是靠自己实力当上的，而是老蒋有意安排扶持的。没有老蒋的支持，就没有“四川王”刘湘。
一二八事变之后，常凯申就意识到中日两国必有一战，于是谋划着打造“川黔陕抗战大后方”。
当时刘湘虽然打败了刘文辉，却没能力灭掉其他小军阀，他无力登上“四川王”宝座，只能勉强当一个“川军盟主”。邓锡侯、潘文华、王瓒绪等人，虽然名义上属于刘湘麾下，却有自己独立的防区，并统揽防区内的军政事务。
四川的大小军阀，在各自防区滥发纸币，用当时的话来讲，这种行为“影响之大，十倍于匪祸”。
四川财政早在1934年就崩溃了，刘湘只能请求老蒋帮忙。
老蒋趁机介入四川军政事务，以中央大义和强大武力做后盾，打破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把刘湘捧上了“四川王”宝座。并以中央行政命令，整顿四川金融，统一四川币制和税务——这就是四川部分工商税需要上缴中央的原因所在。
川军先天不足，说起来就一个字：穷！
穷代表弱，代表没补给、没武器，只能任人欺负。
换成财大气粗的粤系和桂系，老蒋就绝对不敢轻易打散他们的编制，因为人家粤军和桂军枪硬炮粗。
川军派系林立，老蒋能扶起来一个四川王，当然能扶起来第二个。所以刘湘病重的消息传出，川军的前线和后方同时有人跳反，前线唐式遵搞事，后方王瓒绪搞事，都想着在刘湘死后自己能上位。
这就是军阀，这就是政治，光明背后总是藏着阴影。
四川军阀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在于，他们虽然明争暗斗，但打起鬼子来绝不含糊。大部分的川军将领，包括范哈儿这种人，都是用尽全力在抗日，不知保存实力为何物，绝少有临阵脱逃或投敌当汉奸者。
刘湘即便被老蒋坑到死，留下的遗言也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到此时，刘湘才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川军领袖，成为数十万川军集体认可的精神领袖。就连一向亲近老蒋、敌视刘湘的杨森，也强烈要求为刘湘举行国葬。
这些川军被欺负惨了，现在总司令也死了，全都变成没娘的孩子，全都变成了哀兵，必须用日寇的鲜血来洗刷耻辱。在刘湘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前线川军每天都要同声朗诵刘湘遗言，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们只剩下死战报国这一条路。
中央和四川的弯弯绕绕太多，周赫煊不想掺和，也无力掺和。等东路和北路川军誓师出发后，他便默默返回重庆，终于等来了七七事变后的第一个好消息。
开办磺胺药厂所需的机器设备，以及随行的十六个英国佬，已经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这些人在广州登陆，走粤汉线至汉口，再转乘江轮逆流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