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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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是个有趣而又无奈的年代，就拿眼前这些吵架的人来说，思想之混乱可见一斑。
吴稚晖和钱玄同两人，其实都属于“废汉字派”。他们也知道废汉字无法一蹴而就，需得慢慢来才行，比如先搞简化字，一步步过度到拉丁字母。
这个思路跟新中国初期完全相同，我党也是准备先简化汉字，最终让汉字完全字母化。
会议结束后，钱玄同主动找上周赫煊：“周先生，有没有兴趣一起聊聊简化字？”
周赫煊笑道：“我的国学基础很糟糕，在语言文字方面也没有多少研究。”
“非也，非也，”钱玄同摆手说，“太炎先生看过你的小说手稿，他说里面全是简化字，而且有些简化得非常过分。就此来看，你我乃是同道中人。”
钱玄同也是章太炎的学生，曾和鲁迅一起，跟随章太炎研究音韵、训诂和《说文解字》。钱玄同以前还是《新青年》的编辑，积极推进白话文运动，正是由于他向鲁迅邀稿，才诞生出《狂人日记》这篇小说。
周赫煊好笑道：“疑古先生，我们可非同道中人。我希望汉字能够适度简化，但我坚决反对废除汉字，我们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
“我也不想废除汉字啊，”钱玄同感慨地说，“但时代发展至今，汉字已经渐渐落伍了。不管是自然科学的表达运用，还是知识讯息的传播，汉字使用起来都极不方便。汉字的字母化是历史大势所趋，我们这代人不过是推动者而已，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因此受益吧。”
周赫煊默然，他不想再争论，因为不可能说服对方。
周赫煊主动转移话题问：“听说令公子在北大读书？”
“你说老三啊？”钱玄同笑道，“他在读北大预科，也兼听本科的课程。年轻人想法不一样，我本想把他培养成国学人才，结果他对物理更感兴趣。”
周赫煊说：“学物理好，国家最需要理工科人才。”
钱玄同道：“但愿他能学出个名堂吧。”
两人讨论的那个“老三”，正是两弹元勋钱三强先生。
民国“钱氏”出了太多能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钟书、钱学森、钱三强、钱钟韩……两岸院士加起来超过10个。
周赫煊和钱玄同一路闲聊，还没走出中央大学，教育部副部长段锡朋便追上来喊：“周先生，请稍等！”
周赫煊转身问道：“段部长有什么指教？”
段锡朋笑道：“跟教育部无关，我现在是以中央大学校长的身份，向周先生发出邀请，希望周先生能够担任中央大学的历史客座教授。”
“我很荣幸，但恐怕没什么时间来这里讲课。”周赫煊说。
“无妨，”段锡朋道，“只要有机会，中央大学随时欢迎周先生讲课。马上就要快期末了，周先生又正好在南京，不如这几天就给学生们讲讲历史吧。”
周赫煊想了想说：“没问题，就由段校长来安排时间。”
“明天下午如何？”段锡朋问。
“可以啊。”周赫煊道。
“那太好了，”段锡朋高兴道，“中央大学很缺周先生这样精通西洋史的学者，学生们早就翘首以盼了。”
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因为有教育部的大力扶持，这所学校师资力量极为雄厚。就拿历史专业来说，中央大学不比清华、北大弱，邀请了多位国学大师任教。
遗憾的是在世界史方面，中央大学因为建校时间太短，暂时还没有招聘到顶级大牛。直到后来沈刚伯等人加入，中央大学才补足世界史领域的短板。
段锡朋随即邀请周赫煊参观中央大学历史系，又引荐了徐子明、缪凤林等多位史学教授。
“周先生你好，久仰大名！”徐子明是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负责教授西洋史，他见到周赫煊以后颇为激动。
周赫煊笑道：“徐教授你好。”
徐子明虽然精通西方历史，但跟辜鸿铭一样主张保留国粹，积极反对五四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当年他跟胡适打笔仗打得很欢，还写过一篇《胡祸丛谈》，痛斥胡适搞五四运动是毁弃传统文化的灾难。
几人说笑着走进一间教室，里面的学生听说周赫煊来了，顿时疯狂的将他们团团包围。就跟遇到明星一样，各种握手要签名的，叽叽喳喳缠着周赫煊说个不停。
周赫煊应付着众多学生，随手拿起课桌上的一本教科书。这本书叫《西洋史》，翻译整理自西方的多本史书，周赫煊大致看了看目录，发现内容实在有够粗糙。
“这就是中央大学的西方史教科书？”周赫煊皱眉问。
徐子明解释道：“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时编撰的，编得很仓促，而且还有部分错误疏漏。我给学生们上课时，还必须自行增加、纠正一些内容，否则就是误人子弟。”
中央大学的教科书都如此敷衍，可见整体情况有多糟糕。
民国初期和中期，国内大学的教科书都是自行解决的。给力的学校精心编撰，不给力的就直接乱来，特别是跟国外有关的学科，多数都是盗版翻译而来。
民国期间最牛的西方历史教科书，当数余协中先生的《西洋通史》，但那本书还要等好几年才能出版。
周赫煊扭头对段锡朋说：“段校长，我想编一本西方史教科书，不知中央大学有没有兴趣？”
“当然有兴趣，”段锡朋笑道，“周先生是世界史学大家，你亲自主编的教科书，肯定属于权威著作。只要这本书编出来，中央大学立即就采用！”
周赫煊的目标可不仅仅是中央大学，他希望民国所有的大学，都采用他编撰的西方史教科书。
教科书这玩意儿，最容易夹带私货，把自己的思想潜移默化的传输给学生。
周赫煊这次准备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做蓝本，删改掉超前的部分，再增加一些爱国主义思想。
把《全球通史》放到20世纪30年代，绝对又是一部惊世之作，不仅会影响在校学生，恐怕世界著名的史学家都要奉若至宝。后世学界对《全球通史》评价极高，称其为“当代世界史编撰的一个新起点，影响世界历史的10本书之一，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经典著作”。
到21世纪，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把《全球通史》做为基础课程教材，连一些军校都把它选做教科书。
民国是个有趣而又无奈的年代，就拿眼前这些吵架的人来说，思想之混乱可见一斑。
吴稚晖和钱玄同两人，其实都属于“废汉字派”。他们也知道废汉字无法一蹴而就，需得慢慢来才行，比如先搞简化字，一步步过度到拉丁字母。
这个思路跟新中国初期完全相同，我党也是准备先简化汉字，最终让汉字完全字母化。
会议结束后，钱玄同主动找上周赫煊：“周先生，有没有兴趣一起聊聊简化字？”
周赫煊笑道：“我的国学基础很糟糕，在语言文字方面也没有多少研究。”
“非也，非也，”钱玄同摆手说，“太炎先生看过你的小说手稿，他说里面全是简化字，而且有些简化得非常过分。就此来看，你我乃是同道中人。”
钱玄同也是章太炎的学生，曾和鲁迅一起，跟随章太炎研究音韵、训诂和《说文解字》。钱玄同以前还是《新青年》的编辑，积极推进白话文运动，正是由于他向鲁迅邀稿，才诞生出《狂人日记》这篇小说。
周赫煊好笑道：“疑古先生，我们可非同道中人。我希望汉字能够适度简化，但我坚决反对废除汉字，我们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
“我也不想废除汉字啊，”钱玄同感慨地说，“但时代发展至今，汉字已经渐渐落伍了。不管是自然科学的表达运用，还是知识讯息的传播，汉字使用起来都极不方便。汉字的字母化是历史大势所趋，我们这代人不过是推动者而已，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因此受益吧。”
周赫煊默然，他不想再争论，因为不可能说服对方。
周赫煊主动转移话题问：“听说令公子在北大读书？”
“你说老三啊？”钱玄同笑道，“他在读北大预科，也兼听本科的课程。年轻人想法不一样，我本想把他培养成国学人才，结果他对物理更感兴趣。”
周赫煊说：“学物理好，国家最需要理工科人才。”
钱玄同道：“但愿他能学出个名堂吧。”
两人讨论的那个“老三”，正是两弹元勋钱三强先生。
民国“钱氏”出了太多能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钟书、钱学森、钱三强、钱钟韩……两岸院士加起来超过10个。
周赫煊和钱玄同一路闲聊，还没走出中央大学，教育部副部长段锡朋便追上来喊：“周先生，请稍等！”
周赫煊转身问道：“段部长有什么指教？”
段锡朋笑道：“跟教育部无关，我现在是以中央大学校长的身份，向周先生发出邀请，希望周先生能够担任中央大学的历史客座教授。”
“我很荣幸，但恐怕没什么时间来这里讲课。”周赫煊说。
“无妨，”段锡朋道，“只要有机会，中央大学随时欢迎周先生讲课。马上就要快期末了，周先生又正好在南京，不如这几天就给学生们讲讲历史吧。”
周赫煊想了想说：“没问题，就由段校长来安排时间。”
“明天下午如何？”段锡朋问。
“可以啊。”周赫煊道。
“那太好了，”段锡朋高兴道，“中央大学很缺周先生这样精通西洋史的学者，学生们早就翘首以盼了。”
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因为有教育部的大力扶持，这所学校师资力量极为雄厚。就拿历史专业来说，中央大学不比清华、北大弱，邀请了多位国学大师任教。
遗憾的是在世界史方面，中央大学因为建校时间太短，暂时还没有招聘到顶级大牛。直到后来沈刚伯等人加入，中央大学才补足世界史领域的短板。
段锡朋随即邀请周赫煊参观中央大学历史系，又引荐了徐子明、缪凤林等多位史学教授。
“周先生你好，久仰大名！”徐子明是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负责教授西洋史，他见到周赫煊以后颇为激动。
周赫煊笑道：“徐教授你好。”
徐子明虽然精通西方历史，但跟辜鸿铭一样主张保留国粹，积极反对五四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当年他跟胡适打笔仗打得很欢，还写过一篇《胡祸丛谈》，痛斥胡适搞五四运动是毁弃传统文化的灾难。
几人说笑着走进一间教室，里面的学生听说周赫煊来了，顿时疯狂的将他们团团包围。就跟遇到明星一样，各种握手要签名的，叽叽喳喳缠着周赫煊说个不停。
周赫煊应付着众多学生，随手拿起课桌上的一本教科书。这本书叫《西洋史》，翻译整理自西方的多本史书，周赫煊大致看了看目录，发现内容实在有够粗糙。
“这就是中央大学的西方史教科书？”周赫煊皱眉问。
徐子明解释道：“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时编撰的，编得很仓促，而且还有部分错误疏漏。我给学生们上课时，还必须自行增加、纠正一些内容，否则就是误人子弟。”
中央大学的教科书都如此敷衍，可见整体情况有多糟糕。
民国初期和中期，国内大学的教科书都是自行解决的。给力的学校精心编撰，不给力的就直接乱来，特别是跟国外有关的学科，多数都是盗版翻译而来。
民国期间最牛的西方历史教科书，当数余协中先生的《西洋通史》，但那本书还要等好几年才能出版。
周赫煊扭头对段锡朋说：“段校长，我想编一本西方史教科书，不知中央大学有没有兴趣？”
“当然有兴趣，”段锡朋笑道，“周先生是世界史学大家，你亲自主编的教科书，肯定属于权威著作。只要这本书编出来，中央大学立即就采用！”
周赫煊的目标可不仅仅是中央大学，他希望民国所有的大学，都采用他编撰的西方史教科书。
教科书这玩意儿，最容易夹带私货，把自己的思想潜移默化的传输给学生。
周赫煊这次准备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做蓝本，删改掉超前的部分，再增加一些爱国主义思想。
把《全球通史》放到20世纪30年代，绝对又是一部惊世之作，不仅会影响在校学生，恐怕世界著名的史学家都要奉若至宝。后世学界对《全球通史》评价极高，称其为“当代世界史编撰的一个新起点，影响世界历史的10本书之一，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经典著作”。
到21世纪，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把《全球通史》做为基础课程教材，连一些军校都把它选做教科书。